影响深远，流芳域外

多年的实践，养成了吴有性观察敏锐，不断总结的习惯。他从对实践的观察中，提出了增强人的体质，防御传染病的观点，对瘟疫的传染途径和流行方式，对探索制服戾气的药物，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光学显微镜还没有发明以前，人们对病原微生物还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吴有性继承前人的经验，应用朴素唯物的思维，努力实践，大胆创新。就是在二三百年后的今天，它还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彩。

一种新学说的创立，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饱尝无数的挫折。一本新著作的问世，也要经受历史的评定，接受实践的检验。古往今来，少有例外。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这样，威廉·哈维的《心血运动论》也是这样，吴有性的《温疫论》，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温疫论》脱稿后2年，才有刊本印行。一旦问世，也就避免不了遭到尊经复古派的攻击和反对。诽谤吴有性是“有意别出经文，不辨伏气为病之理，为害甚多”，顽固派主张：“经中不遗一字，经外不益一词。”否定吴有性的革新精神，反对《温疫论》的科学内容。清代陈修园，更无理地攻击说：“达原饮，昧其由；司命者，勿逐流。”诬蔑吴有性是“创异说以欺人”，吓唬广大医者“切不可随波逐流”，妄图阻止《温疫论》的流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尊经复古派的攻击、反对，无损于《温疫论》的科学内容，无阻于《温疫论》的流传发展。在《温疫论》的影响下，研究疫病的学者接连辈出。一代名医叶天士的“温邪上侵，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说；薛生白的“邪由上侵，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说；吴鞠通的“湿热侵自鼻，由膜原直趋中道”说等，都是继承了吴有性的“邪从口鼻而入”，潜伏在“膜原”，发为疫病的观点发展而来的。

论治温疫的著作随后亦相继问世，戴天章在1778年，把《温疫论》重新编次，著成《广温疫论》；刘松峰于1785年，将《温疫论》厘订类编，写成《温疫论类编》。此外，还有叶天士的《温热论》，余师愚的《疫诊一得》，陈耕道的《疫痧草》，熊立品的《治疫全书》，郑重光的《温疫论补注》等，蔚然成风，形成一个温病学派。吴有性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https://www.daowen.com)

《温疫论》中的治疗原则和有效方剂，不但在当时为征服瘟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临床的实际价值。有如“客邪贵乎早逐”“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的论述，是符合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原则。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大黄之类的攻下药物，能增进肠道的蠕动，促使体内毒素的排泄，并有较强的抑菌作用。适当地运用攻下法，治疗急性传染病，特别是某些肠道传染病，确有较好的疗效。达原饮、三消饮等有效方剂，据临床报道，辨证应用，对于疟疾、流行性感冒、伤寒、副伤寒等病，均有较好的疗效，值得重视和研究。

科学知识，历来就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受时代、国籍的限制。诞生在神州大地的《温疫论》，是中华民族可贵的医学遗产，也是世界人民同声赞誉的财富。在日本，明和六年（1769），就有了《温疫论》的刊本。天明八年（1788），再次重刊发行。享和三年（1803），又刊行刘松峰的《温疫论类编》。丹波元简在序言中，称赞吴有性对温疫的研究是“独得之见，创辟之识”，《温疫论》的著述是“著论立说，非凿空之谈；设法制度，悉出乎实验”。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日本医学界对《温疫论》的重视和《温疫论》对日本医学的影响。

吴有性的《温疫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错误。对传染病病原体的认识，虽然符合客观的规律，包含科学的内容，但是多属直观的性质，思辨的论断，缺少实验的证明。至于“邪留募原”的说法，对于募原的认识，更属于臆测。然而，“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150页）。吴有性比起他的前辈，确实为人民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为征服瘟疫（传染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无愧是传染病学的先驱！

（《医学与哲学》，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