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提出了治疗瘟疫的新认识，同时继承和拓宽了传统疗法的实践范围
1．“一药治一病”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但受时代条件所限，未能付诸实践 《温疫论》中提出“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也。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这表明吴又可在试图寻求针对性治疗之法。这与其病因说相合，是新见解，也正是与现代西方医学中的微生物免疫学观点相通之处，体现出吴又可认识超前的一面。只不过由于历史局限，这种治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能付诸实践。因而，吴又可才提到“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
2．吴又可继承了传统的祛邪治病之法，并拓宽了下法的应用范围 吴又可紧接着又言道：“唯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在“一药治一病”难以落实之外，吴氏又回归到了辨证论治的路子上来。在祛邪治法中，他尤其推崇下法，不仅继承了张仲景的“急下存阴”学术观点，而且还拓宽了下法的应用范围，给后世以很大启发。(https://www.daowen.com)
如，吴氏认为杂气致病具有“因其毒甚，传变易速”，主张“数日之法，一日行之”以急证急攻。“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早拔病根为要”，除邪务早务尽。同时，又提出“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勿拘结粪。这就扩大了下法的应用范围，充实了下法的内涵。再如，吴氏认为“要谅人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然后药不空投，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逐邪因人制宜。“设独行而增虚证者，宜急峻补”，并且明确指出“邪未入胃不可下”，下不忘正，“阴虚甚者不可下”，注重虚实标本等禁下之证。由此可看出，吴氏这种因人而治，下不忘正，注重虚实标本，分清缓急先后的论治方法既有一定原则性又有很大灵活性。这确实补充和发挥了仲景之未备，丰富了治疗外感病的内容。
所以，笔者认为吴又可“一药治一病”的方法虽然与其病因说相承接，却没能真正落实到临床实践中。这是吴氏历史局限之处，不必赘言，反倒更说明了吴氏面对医疗实践，敢于大胆怀疑，提出新见解的勇气。同时，吴氏最终以“三法决之”，回到了辨证施治的路子上来。在继承前人治疗方法的基础上，他又创造性地发挥了下法的诸多妙用，充实了下法的内涵，也为叶、薛诸医家创立完整的温病学辨证论治体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正是中医学内在演进路径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