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气致病说有双重意义，需具体分析对待

1．杂气致病说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吴又可《温疫论》中指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这种“异气”又称作“杂气”，“而唯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吴氏明确提出了杂气致病说，认为温疫为病与六淫邪气无关。同时，他还批驳了时行之病乃“非时之气”的说法，指出“昔以为非其时有其气……得非时之气，长幼之病相似以为疫，余论则不然”。

由此而言，吴又可杂气致病说就突破了“百病皆生于六气”的传统病因学认识框架。而且，他还认为杂气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腑部位也有差别。如“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指出感染杂气之后是否发病与人的正气强弱密切相关，“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再者，吴又可提到“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指出了人类与禽兽的疫病是由不同的杂气所引起的。所以，吴又可对温疫病因的认识相当全面且有一定深度，已经大大超出了此前历代医家。杂气致病说确实是吴氏的一大创见，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2．杂气说并没有脱离唯象思维的认知路径　然而，虽然吴氏试图跳出六气的认知框架来阐释他在临床实践与细心观察中所遇到的困惑，但是，本质上，其认识仍然不脱离“气”这一范畴，仍属邪气之一种。而“气”的概念正是中国传统唯象思维的产物。“气”的弥漫性、流动性的特点适应了人们对致病邪气取象思维认知的需要。“杂气”这一概念在认知路径上与传统保持了一致。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温病令人不相染易》中也曾提道：“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所以，吴氏之说在突破前人认识的同时，与历史前例还有着前后承递关系。这种对疾病病因的探求与中医固有的认知方式保持了逻辑上的内在连贯性，这就是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笔者以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中医传统理论的一种新萌芽，是由传统文化土壤所孕育而产生的一次自我蜕变，而不是与传统认识相对立或割裂之后的突破或与现代西医认识的接近。换句话说，与其说吴氏的杂气说如何地接近现代科学认识，倒不如说吴氏的思想与中医的传统理论在某种层面上保持了一致。这种新的病因学概念拓宽了中医自身成长的语言空间和事实空间，它的出现似乎更能说明中医话语与中医理论的自身增长，预示着中医发展的自身路径和方法。(https://www.daowen.com)

3．杂气是一种类比概念而非具体概念　吴又可“杂气致病说”流露出其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探求疾病病因的倾向。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杂气”一词实则是一种类比性的概念，而不是现代西医学意义上那种纯物质实体取向的具体概念。这种根本上的差异同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也正体现了重道轻器的传统。“然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这一论述也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受形而上认知思维模式之束缚，吴又可并不能对“杂气”进行现代西方医学意义上的具象化分析，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没能真正走上西学还原分析道路，并发展为现代科学的内在原因。故而这是两种概念范畴，由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决定，具有不可通约性。

因此，诸如“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非常接近现代对微生物学的认识”，认为“已经踩着了近代医学的门槛”之论就成了撇开具体历史环境和中医学自身发展演变逻辑的主观臆断，生拉硬靠。这些论述实际上就是以科学之是非来衡量与评判中医本身的表现，是在照着现代西医的样式反证自身的科学性。这是一种自我主体意识丧失之后的认知错位，久而久之，认知错位造成认识偏颇甚至习偏为正，遂而突破与创见之论大行于世，事物本身之理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