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可经消化道传播”并非吴氏本义，“邪自口鼻而入”的认识亦非吴氏原创
1．“邪自口鼻而入”是指呼吸通道，并不包括消化道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盖瘟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不知不觉。”对此，蒲辅周最早指出：吴又可的这些论述说明了“致病因子是经过鼻和口的途径而传染入人体的”，认为吴又可已经认识到了温疫有空气和接触两种传染方式。此后，这一说法在中医学界被广为接受，但其本义却绝非如此。有论者考证认为“此处口鼻连用，明显指的是呼吸的通道，而与现代意义上的消化道没有丝毫的瓜葛”。笔者以为此论恰中矢的。另外吴又可所论“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其本意是指“温疫有的是感受天地间生成的疫气而得，有的则是感触病人的病气而染，但其传染途径只有一个，即空气也”。笔者以为这种解读是真正合乎文理的。所以，吴又可本意应是指温疫只有空气传播这一传染方式，经呼吸道的口鼻进入人体内部。
2．疫病经消化道途径传播早有先例 有必要提出的是，在吴又可之前，医籍中是否有关于疾病经消化道途径传播的论述呢？答案是肯定的。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载：“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孙思邈《千金要方》亦载：“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非是鬼神。”《诸病源候论》又载：“毒者，是鬼毒之气，因饮食入人腹内……连滞停久，故谓之毒注。”又曰：“人有因吉凶坐席饮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食饮入五脏……乍瘥乍发。以其因食得之，故谓之食注。”由此可看出，前人的确早已从生活实践中发现了疾病可经口因饮食传染的事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消化道传染的事例印证。
3．“邪自口鼻而入”的认识源于宋金时代 再者，医家对“邪从口鼻而入”的认识是自宋代开始逐步清晰起来的，而非从吴又可开始凭空而出。众所周知，自《内经》及张仲景时代以来，医家一直认为外感病邪多由皮毛腠理而入，循经络由表及里传至脏腑。(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自宋代开始，众多医家开始突破邪自皮毛腠理而入认识的藩篱。杨士瀛《仁斋直指方》曾提出“暑气自口鼻而入，凝之于牙颊，达之于心包络”。金代刘完素在《保命集·泻论》中指出“口食味，鼻食气，从鼻而入，留积于脾为水泻”。元代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论伤寒两感邪入之道，认为“太阳者腑也，自背俞而入，人之所共知；少阴者脏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也，鼻气通于天，故寒邪无形之气从鼻而入，肾为水也，水流湿，故肾受之”。这就明确提出了伤寒之邪是随鼻息入侵的。
4．吴又可借用了前人的探求结果 至明代，缪希雍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春温夏热大法》（成书于1622年）中曰：“伤寒、温疫，三阳证中，往往多带阳明者，以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者独多。”缪氏在这里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伤寒温疫邪气必从口鼻而入的观点，进一步冲击了邪从皮毛而入的旧观点。由此可见，吴又可当是由此借用了缪希雍的这一观点。
由上可见，大凡某一新理论认识多有其渊源，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便是从中医发展史与内在的逻辑关系中探求其医学发展的前后承继关系。吴氏之后，清代医家也多从缪氏吴氏之说。叶天士提出“吸入温邪，鼻通肺络，逆传心包络中……气血交阻”“温邪中自口鼻，始而入肺为咳喘，继传膻中则呛血”。如此，方能有自觉意识的评价。所以，笔者认为吴又可在医学实践与细心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与前人的认识一脉相承，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为清代医家研究温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吴又可“邪自口鼻而入”的认识同样符合中医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与其内在演变的逻辑规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由此，以合乎现代传染之说来理解吴氏所论实在是一厢情愿的误解。这是由望文生义与牵强附会所造成的悖逆。它违背了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吴又可思想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