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气非彼气，故此伏邪非彼伏邪

吴氏创新性地提出“戾气”病因说，他将戾气视为一个实质性的致病源，并且认为其对人体的损伤有特异性定位，即不同种类的戾气侵入人体停聚在不同的部位。最好的办法是以特效药物直达病所而直接对敏感戾气起作用。在没有找到此类特效药物之前，那么必须在其传变过程中，借助汗、下、斑三者有形可见的途径将病邪从人体内驱除出去。因此，这一提出不仅仅是创新了一个名词而已，更重要的是针对这个名词有一系列相对完善的思维过程。虽说“戾气”也是一种气，六淫之寒热暑湿燥火也各为一气，但此气非彼气，两者是不同的。吴氏强调戾气是一种物质性的“有形之邪”，只是因其小而不得睹而已，它与六气过极之无形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六淫之气可以化解，而戾气之邪，必须要有去路——或汗，或斑，或下，必有形可见。所以，吴氏创立的治疗原则及各种治法，时时处处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驱邪外出”。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也经常谈到“伏邪”，但正因为戾气非四时不正之气，此伏邪也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之“冬伤于寒，伏而未发，至春发为温病，至夏发为暑病”之“伏邪”，而是指温疫初期，“温疫之邪，伏于膜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此处“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此时，症状既不明显，仅可能出现发热、口渴、脉数等一般症状，而驱邪也没有去路，汗、斑、下之逐邪三法均无法使用，“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

吴有性对付“伏邪”的办法是“溃邪”，他用于温疫的第一个方子是“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使用达原饮的目的并非要逐邪外出，而是“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即要打破伏于膜原的温疫之邪，必使“邪毒既离募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去，邪尽方愈”。吴有性自己解释这个方子：“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https://www.daowen.com)

可以看出，虽然吴氏把“膜原”称为“半表半里”，但此半表半里与以往《伤寒论》中的病在半表半里概念不同。《伤寒论》之半表半里，采用“和”法不同，彼“和”的是气机；《温疫论》之半表半里，用的“溃”，此“溃”的是病邪。

吴有性指出，在温疫病程中，伏于膜原的疫邪有时不能一溃而出，存在“所发未尽，膜原尚有隐伏之邪”的可能，这就会在传变过程中出现“表而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而再分传”，以及“先表后里”与“先里后表”的情况。其实，这是概括了温疫病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情况，强调只要见证的确，就应该按常规治疗。

正因为吴有性强调戾气是有形之邪，而不是无形之气。所以，他还提出了与传统中医外感热病治法有较大不同的三大治禁：①不可妄投破气药。戾气本非无形之气，故疫气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而若纯用破气之品只能破本气，不能祛邪气。非但胀满不能消，且“津液愈耗，热结愈固”。②不可妄投补剂。因为“有邪不除，淹缠日久，必至尪羸”，而若“邪去而正气得通，何患乎虚之不复也”？相反，如若妄“投补剂，邪气益固，正气日郁，转郁转热，转热转瘦，转瘦转补，转补转郁，循环不已，乃至骨立而毙……不知杀人无算”。因此，吴氏在温疫治疗，补法用得十分谨慎。③不可妄投寒凉。吴氏认为“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碍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尤其是在温疫初起，“邪结膜原，气并为热，胃本无病，误用寒凉，妄伐生气”。故在治疗中，初起以溃邪为主，邪毒入里则以逐邪外出为第一要义，不能纯以清热。事实上，吴氏在三条治禁中强调的是治本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芩、连、栀、柏不能清邪热，这就恐怕难免有些片面，会使得一些有效的治疗方药难以用于温疫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