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法理论的阐发

吴氏敢于突破前人关于下法的某些定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下法的理论。

1．立“勿拘下不厌迟”之说　在《伤寒论》中，虽然提到下法是祛邪的重要手段，但又提出了误用下法有导致结胸、痞证、病邪内陷等弊端。后世有些医家对此产生了一些片面认识，甚至提出“下不厌迟”之说，以致该下失下，贻误病情。吴又可有鉴于此，认为温疫与他病不同：“客邪贵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并明确指出“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强调临床上切不可非等到下证悉具时才投下剂，因为此时病邪往往已经结甚，阴液气血大虚，失去了较好的治疗时机。吴氏此说为后世许多医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使下法的适用范围大为扩展。

2．立“逐邪勿拘结粪”之说　《伤寒论》问世以后，历代医家较强调三承气汤的功用是以攻下肠腑燥屎为主。吴氏则明确提出“逐邪勿拘结粪”，认为：“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吴氏特别说明了邪、热、结粪三者间的关系：“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是“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邪热是病变的本质，而结粪燥屎则只是邪热内结的一个现象。同时也指出，燥结反过来又可助邪热：“燥结为之壅闭，淤邪郁热益难得泄。”后世医家如戴天章认为：“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在下其郁热。”但实际上，伤寒用攻下法亦可下郁热，时疫用下法亦可下燥结，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邪、热、结粪三者虽以邪热为主，但互相可以影响，决不能为等待结粪形成才用下法，以致贻误病情。为了进一步论证坐待结粪形成才用下法之不宜，吴氏又提出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逐邪勿拘结粪”之说为下法的扩大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后世对温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如叶天士提出“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可予轻剂缓下，即为吴氏“逐邪勿拘结粪”之说的发展和具体应用。(https://www.daowen.com)

3．立“邪未尽可频下”之说　《伤寒论》中虽有下后余邪复聚而再用下法的论述，但后世多不主张频用攻下，提出“伤寒只可一下，不可再下”。吴氏多次强调，温疫病只要里实未尽就可以反复攻下。如他提出：“温疫下后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苔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苔刺虽未去，已无锋芒而软，然热渴未除，更下之；热渴减，苔刺脱，日后更复热，又生苔刺，更宜下之。”他还提到，有下后病邪“复瘀到胃”“膜原尚有余邪隐匿”“邪气复聚”等，均可再投下法。吴氏此说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4．立“一窍通诸窍皆通”之说　吴氏认为攻下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疏通表里三焦郁阻之气机。他提出“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之说，并具体指出：里气壅滞而致体表无汗者，可用承气汤先通其里而汗解；里气壅闭而邪不能达表，斑不能透者，予以攻下，内壅一通则卫气疏畅，斑亦得透发；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施，以致小便闭塞，小腹胀满，每至夜即发热者，予通下可使小便通利；“上中下皆病者，宜承气导之”“表里俱病者，宜承气汤先通其里”等。可见吴氏十分重视肠胃中实热壅滞对全身的影响，强调通泄里热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意味着攻下法可以取代其他诸法，而只是当里热壅结成为疾病的病机重点时，才应以攻下为主，必要时尚须结合其他治法。

总之，吴氏对下法理论的阐发，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但也要看到，吴氏所论之下法是针对特定的病种——温疫，特定的病机——里热内结或湿热内结的，其理论对其他温热病的治疗虽有一定的启示，但不可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