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法的临床运用
1．适用下法的主证 《温疫论》中列举的可下之证达三十余种，但其最重要的见证是“舌黄、心腹痞满”。吴氏在论述应下之证时，反复强调辨舌苔的重要性。如提到“白苔转为黄苔”“舌上干燥作硬黑苔者”“舌芒刺”，以及津液消亡而出现的“舌裂”“舌短，舌硬，舌卷”“白砂舌”（水晶苔）等，均是可下证在舌苔上的表现。
2．下法的应用范围 吴氏论述了温疫病中下法可应用于各种病证。
（1）邪渐入胃证：即温疫初起邪在膜原而渐入胃者，症见舌根渐黄至中央，并有心腹痞满等里证，可用达原饮加大黄。此时邪欲从膜原外传，加用大黄，吴氏称之为“开门祛贼之法”。
（2）实热结于肠腑证：吴氏指出，实热结于肠腑者，因大便表现不同，而分通、塞两类。表现为通者，有的为热结旁流，即大便先闭，续得下利纯臭水，全然无粪，日三四度或十数度；有的为协热下利，即见潮热、烦渴而大便泄泻，色焦黄而热臭，系平素大便不实，患温疫后，邪热入于阳明，大肠热盛所致，可予小承气汤撤其阳明邪热而利自止。表现为闭者，有的为大便闭结，即腹满而痛，大便不通，系宿粪与邪热互壅而成燥屎结于肠中；有的为大便胶闭（即大便呈黏胶状、极臭），系平素大便不实，患温疫后，邪热入于阳明，致大便愈蒸愈闭，须攻下其胶结才可泄其邪热。
（3）热结下焦、小便闭塞证：吴氏指出“邪热乘虚陷于下焦，气道不绝，以致小便闭塞，小腹胀满，每至夜即发热，以导赤散、五苓、五皮之类，分毫不效，得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说明疫病而出现小便闭塞不通者，有的可通过攻下大便而达到利小便的目的，即吴氏说的“大便行，小便立解”。后世据此而总结出“二便不通，先通大便”的规律。
（4）发斑里气壅滞证：吴氏认为“邪留血分，里气壅闭，则伏邪不得外透而为斑。若下之，内壅一通，则卫气亦从而疏畅，或出表为斑，则毒邪亦从而外解矣”。在具体运用时，除了要注意只适用于内壅甚而斑不得透外者外，还应注意适可而止，即如吴鞠通所说：“不可令大泄，大泄则内陷。”
（5）胃家秽热发黄证：吴氏认为疫病发黄是由于“胃实失下，表里壅闭，郁而发黄”，或“疫邪传里，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疸”。故其治黄的茵陈汤虽与《伤寒论》茵陈蒿汤药味相同，但用量以大黄为主（五钱），茵陈、山栀为次（分别为一钱及二钱）。认为“去大黄而服山栀、茵陈，是忘本治标”。可见属于胃热壅滞的发黄，必须攻下其积热，而不可只着眼于退黄。但也应看到，茵陈、山栀之类不仅可退黄，亦可清利邪热，且吴氏之用量亦嫌过轻。此外，吴氏说疫病发黄不可用茵陈五苓散，否则“不唯不能退黄，小便间亦难利”。此亦不可一概而论，若发黄属热重湿轻，或已有阴液耗伤者，固不宜一味渗利；但若湿重热轻者，茵陈五苓散亦未尝不可用。(https://www.daowen.com)
（6）血为热搏之蓄血证：蓄血证投以下法在《伤寒论》中已有记载，吴氏则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提出疫病蓄血与便血在发病机制上的共同点：“尽因失下，邪热久羁，无由以泄，血为热搏，留于经络，败为紫血，溢于肠胃，腐为黑血。”并认为“血未行者，宜桃仁承气汤”“大势已去，亡血过多，余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汤调之”。在用药上，把《伤寒论》桃核承气汤去桂枝、甘草，加入当归、芍药、牡丹皮等活血化瘀之品，更适合于血热病中血热相搏而致蓄血之证。
（7）表里分传，里气壅滞之无汗证：吴氏认为“凡见表里分传之证，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胃气壅滞必用下乃得战汗而解者”。以上病证之病机重点仍在胃腑结热，其无汗并非外寒束表之表证，若果属表里同病者，当投以表里双解之剂，不可纯投攻下。
（8）三焦壅闭或表里气滞之水肿证：吴氏提出，在疫病中“通身及面目浮肿，喘急不已，小便不利”者，属“三焦壅闭，水道不行”，还有“得里证失下，以致面目水肿及肢体微肿，小便自利”者，均由“表里气滞”所致，可投以承气下之，提示了疫病中出现水肿可用攻下法治疗。
（9）胃腑壅闭，胃气上逆之呕吐、呃逆证：吴氏提出“温疫愈后，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旬不行，时时作呕，饮食不进，虽少与汤水，呕吐愈加”者，以及胃气上逆而呃逆者，均可投以调胃承气汤，下其肠道宿结或溏粪、黏胶恶物，则呕吐、呃逆可止。并称此法为“欲求南风，须开北牖”，即通过清除肠道热积而达到和降胃气的目的。
（10）阳气内闭，体厥、脉厥证：阳气内郁所致体厥、脉厥者，皆属于热厥。吴氏说：“阳郁则四肢厥逆。”疫病里证具而“神色不败，言动自如，别无怪证，忽然六脉如丝，微细而软，甚至于无，或两手俱无，或一手先伏”为脉厥，均由阳气壅闭于内，不能外达所致，其治均可下之。但热厥亦有因无形之热内郁而须用白虎汤之类者，吴氏所论对此有略，临证时不可不察也。
除了对下法的应用病证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外，吴氏还提到了一些当用下法而误用他法之弊，如当下而妄投破气药，当下而妄投寒凉药（包括苦寒之芩、连、栀、柏及白虎汤等），当下而妄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