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吧与数字沟
在中国政府相关管理文件中，网吧被称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64]。本研究更多将网吧视为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企业。中国网吧诞生之初就深具“草根”气质，在为数众多的信息中下阶层（又称“信息中层”，information haveless）[65]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网吧、信息社会和信息中层
传播学者邱林川、丁未等对中国网吧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并对特定人群（信息中层）和特定地点（城中村）的网吧及其使用开展了长期的追踪研究，深入剖析了这一特定场景内的互联网技术使用。
这些研究旨在回应中国信息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在西方社会信息社会的“双城”[66]二元对立结构以及数字沟（digital divide）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并举，它所面临的问题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两极”之间是否有第三种可能性？
邱林川认为，中国信息社会并非一定要通过所谓的“信息扶贫”自上而下地实现。在都市边缘，资源相对匮乏的人们正在自发地形成新的信息群体，即所谓的信息中层。信息中层涵盖的对象较为宽泛，它旨在强调中国快速变动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现象，即信息中层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信息所有者（information have's），也不是无知的信息匮乏者（information have-not's），而是“主动采用信息科技、利用现有社会网络资源解决各自问题的实践者”[67]。网吧正是信息中层主动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设施之一。这一特殊信息群体的形成以及驱使他们主动实践的动力与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密切相关。信息中层的微观实践也有望超越宏观结构的制约。信息中层对包含网吧在内的中低端互联网技术市场的积极利用，有可能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帮助他们应对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
丁未通过描摹“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内的互联网实践，揭示出这一“黑白世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她发现，城中村中不仅有合法的正规网吧，运作着“白色经济”，还存在大量无证无照的“黑网吧”以及“黑色经济”（即地下经济）[68]。它们隐藏在小巷深处，形态多样，数量众多，无处不在，构成城中村“社区传播生态”[69]的关键环链，也是社区内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重要场所。这些表面上游离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甚至是栖身城市社区权力结构之外的流动人群，同样受权力博弈生态各种“局中人”及其政策的制约，“黑白世界”有可能导致他们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的格局和不公平，有可能产生因媒介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导致的一个社会中知识（信息）分配的分化[70]。
2．网吧作为休闲性的小商业(https://www.daowen.com)
有研究发现，欧洲国家早期网吧的兴起与公共空间转型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外出”（going out）文化息息相关[71]。网吧在中国的出现，也与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而言，戏剧性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的空间图景，还体现在社会图景的改变，体现在不断生长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交通网络、家庭住房的拆迁与重建、旧的公共场所消失以及新的消费场所不断面世。对城市居民来说，实体空间的改变意味着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他们的日常休闲生活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卡拉OK厅、舞厅、电影院、购物中心、快餐厅等场所，而网吧则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中的一员[72]。
在网吧经营者的市场定位和监管者的行业划分中，中国网吧是一个与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等一样的娱乐休闲场所。这一认知发生在人们拥有比较多的休闲时间、开始有“外出”休闲生活方式的背景之下。人类学家对中国的“快餐热”等现象的研究，发现了这种消费主义浪潮下生活方式的演变[73]。中国网吧的建立和形态变化，始终贯穿着娱乐产业的经营逻辑，网吧用户也或多或少遵循休闲场所的规则。
研究者还注意到中国网吧在地理分布与功能定位的特殊关联，特别是那些扎根在城市居住生活区的网吧，与社会转型中社区生活的重构存在重要的关联。雷蔚真通过比较中日韩三国网吧发现，网吧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场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它兼具交际、通信和娱乐的多项功能，特别对青少年群体来说，网吧意味着前所未有的一种生活内容和娱乐方式。与日本网吧集中在商业区不同，中国和韩国网吧与居住社区的结合度更高，它们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他认为，中韩网吧作为第三场所的特征对“社区生活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有望为打破日趋严重的家庭化、个人化提供一种新的选择[74]。
3．复合型传播空间
网吧具有复合型功能，包含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线上线下互动交织，体现了技术使用和空间使用的复合。拉格恩（Lægran）提出，网吧是一种技术性社会空间（technosocial space），发生在其中的技术性社会实践，把人、场所等因素紧密联系起来[75]。技术性社会空间的概念强调了物质性因素的作用。它所征用的理论资源较多地来自STS研究，尤其受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影响。对物的强调是通过技术性社会实践来实现的。在研究者看来，网吧里的电脑、网络连接和空间装潢装饰等，对发生在其中的技术性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丁未的深圳城中村研究中，可以看到城中村网吧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具有的多重含义。形形色色的黑网吧不仅是他们与家乡亲人沟通的工具，也是他们与所在社区其他成员进行社会交往的场所[76]。除了对网吧的公共性、社会性、公平性的关注，研究者们还注意到它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人类学家周永明从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网吧的独特性，这与他对中国互联网整体发展的观察相呼应[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