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消费与社会区隔

日常生活既是一个领域，也特指与理论相关的概念。研究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有着重要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尽管不同理论视角对日常生活的定义和解释存在诸多差异，但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琐碎、隐匿、模糊、习惯等确是显而易见的特征^[37]。日常生活中的网吧使用及相关的互联网使用，往往也为这些特性所掩盖，面目模糊且充满矛盾。

研究者注意到日常生活与消费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持有多元或建构视角的研究者，更重视消费行为对个体的建构性意义。在布尔迪厄看来，消费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也是个体维持其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资源。布尔迪厄的日常生活深层结构分析，既需要分析主观内在的心智结构（惯习），又要探讨它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场域）之间的关系^[38]。惯习是构成社会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的形成与人们对特定领域的接触有关，由此，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展现出特定的行为方式^[39]。惯习的运作离不开资本概念和场域概念。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泛指任何能在特定场域内提供交换价值的东西，它既是行动的资源，也是人们追求的对象。每个场域定义自己的资本种类，不同形式的资本也可以在不同场域之间转换。就阶层与消费品位的关系而言，布尔迪厄强调，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结构性分布，消费者发展出不同的生活形态与感觉模式，进一步拉大社会距离和文化差异^[40]。

布尔迪厄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探讨都与社会阶层有关。而在德国学者赫拉迪尔（Hradil）看来，生活方式未必与社会位置有关，这是一种更偏向个体的视角，它强调消费风格固然与客观条件（如收入）有关，但也与消费者的主观品味和欲望有关，甚至生活方式本身便可作为社会分类的标准^[41]。丹尼尔·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也试图对布尔迪厄有关消费与社会区分的学说进行修正。他认为布尔迪厄的《区分》及其他符号学的消费研究，大体都立足于对消费品之间乃至社会群体之间差异的描述，这些差异往往被当作先期的社会分化（prior social division）^[42]。米勒的分析触及更加复杂的物质意识形态，他用实例说明同一群体的角色分裂，其中的复杂性需要再语境化加以辨识。(https://www.daowen.com)

传播技术或媒介既是消费对象又是其他活动的中介。特别重要的是，人们经由这些活动建构起一种日常生活文化^[43]。莫利在一篇有关媒介消费的文章中回顾了“被动受众”到“主动受众”的理论争论脉络，他以电视为例，说明媒介消费具有物质过程和象征过程的不同层面^[44]。西尔弗斯通用驯化比喻媒介消费的过程^[45]：首先，在产业和广告的影响下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制造出物质性和象征性的产品，使之成为可销售的商品进入市场；通过广告和市场的想象（imagination），商品被塑造为欲望的对象，建立起种种诱惑的意象（image）；商品被售卖之际，被个人或家庭挪用（appropriation），变成真实而有意义的对象；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产品展现出家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实现了对象化（objectification）；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完成对产品的收编（incorporation），编织进日常习惯当中；最后，个人或家庭对媒介产品的使用还重新界定了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即通过转换（conversion）完成对外展示，宣告产品及其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消费一样，媒介消费并非是起于商品化、终于转换的单向过程，而是一个内部与外部不断交互的循环。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意义改造和创造活动，实现了媒介消费。网吧消费作为一种包含了科技、空间等多种元素的媒介消费活动，与家庭中的电视消费相比，集合了更多的参与主体，他们共同参与了意义的书写和改造。这些意义的生成，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位参与者，特别在消费活动的符号层面，影响着网吧用户的自我认同。在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时，媒介消费带来的压力更直观地表现出来，体现为一种无法挣脱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