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影响患方感知性评价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18岁～29岁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46±0.59，30岁～44岁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71±0.67，45岁～59岁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85±0.70，60岁及以上患者的评价得分为4.13±1.03，经检验可得P＜0.001，有统计学意义，即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感知性评价存在差异，且呈现出年龄段越大，评价得分越高的趋势，原因可能是年龄越大的患者，由于生命历时更长，生活阅历更丰富，更安稳于自身的生活状态，对生活与新鲜事物的要求和期望值相较于年龄段小的人更低，而年轻人面对新鲜事物，更充满热情，要求与期望值也更高，因此对机制的感知性评价得分相较年龄段大的人更低。

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为公务人员的患者评价得分为3.63±0.69，事业单位人员评价得分为3.70±0.62，企业职员评价得分为3.52±0.69，农民（含农民工）评价得分为4.11±0.70，自由职业者评价得分为3.62±0.63，其他（含无职业人员）评价得分为3.36±0.51，经检验P＜0.001，有统计学意义，即不同职业的患者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感知性评价存在差异，其中，农民（含农民工）评价得分最高，与最低分间相差了0.75。在与这一职业的患者访谈后发现，调解过的患者认为，自身学历不高，对医学方面的知识基本不了解，就医时自己与医生的信息不对称，只能完全信任医生，发生医疗纠纷后，自己十分被动，而医调委作为第三方，会跟患方解释案件细节，相对医患自行沟通协商来讲更中立，相对法院诉讼来讲更快捷；而未调解过的农民（含农民工）患者，认为有医调委这样的一个中立机构来帮助他们，能为他们这一弱势群体争取更大的利益，如若发生医疗纠纷，能摆脱完全被动的状态，因此农民（含农民工）相较于其他职业来讲，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评价较高。(https://www.daowen.com)

研究结果表明，月收入2000元以下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37±0.54，月收入2000～3999元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59±0.69，月收入4000～5999元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68±0.65，月收入6000～7999元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55±0.61，月收入8000～9999元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67±0.52，月收入10000元以上患者的评价得分为3.59±0.72，经检验可得P＜0.05，具有统计意义。其中月收入为4000～5999元患者的评价得分最高，得分最低为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患者，且呈现同向变化比异向变化多的现象，即收入越高评价得分越高的情况较收入越低评价得分越高的情况要多，可能是因为收入较高人群相较于收入较低人群来讲，经济压力、精神压力更小，社会地位可能更高，获得的卫生服务更多，生活状态更平衡舒适，如若发生医疗纠纷，收入较低人群更希望医调委能为他们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收入较高人群对此期望值相较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