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小猎犬号在中国海
小猎犬号（Beagle）从来没有到达中国海，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也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在“达尔文主义”成为一个术语之前，甚至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成书之前，部分达尔文的“主义”就已经驶向了中国的海岸并停泊在她的港口。这种情况发生在诸如英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这样的人的头脑之中。阿礼国与达尔文同生于1809年，他在中国口岸经过10年虽令人恼怒但仍然激动人心的任职之后，于1855年在上海写道：“一条自然和道德的法则支配着各民族的活力、成长和衰落，如同作用于人的生命那么清晰……人类追求文明的努力，”他宣称，“毫无例外——当那些即将受惠于文明的种族在智力和体质上都比那些正变得文明的民族更低劣和更衰弱的时候——有且仅有一个结果：弱者屈服于强者。”[1]
这条似乎给阿礼国带来极大希望的残酷法则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4年，以及《物种起源》真正介绍到中国之前40年写下的，然而，这正是中国人最初认为达尔文的著作所展示的法则：弱者屈服于强者，国家越弱，种族越弱。而且，正是像阿礼国这样的人们的出现——那时他们已经深入中国，并且得到大批“野蛮的”商人、传教士和武装分子的支持——使得这条法则如此富有不祥之兆。
“弱者屈服于强者”——1895年以后，斯宾塞的著名口号的日语汉译，“优胜劣败”（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2]——无论这个口号在文言里多么古朴典雅，它在感情上仍然像阿礼国的措辞那么简练直率，它强行闯入数以千计的文章之中，而且作为几乎所有行动路线的独特理据，支配着此时期的中国编辑思路。然而，为什么这一没有自身的生物学谱系、如此简单的措辞需要耗费40年的时间来激发中国人的想象力呢？为什么它激发了这种想象力呢？是否中国需要达尔文来告诉她：作为法则，强者欺凌弱者？或者告诉她：欧洲人威胁着她的生存？
中国的达尔文时代与欧美的达尔文时代之间存在着40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的原因部分在于翻译时间的偶然性。在严复引介之前，极少人在中国听说过达尔文。当然，如果在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者出现之前，阿礼国听起来就像这些达尔文主义者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充分想象，许多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肯定在这40年间从英美来到中国。这40年的时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但奇怪的是，这些人既没有传播达尔文的学说也没有传播他的名字。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阿礼国会这样做，因为像他这样优秀的外交家肯定不会向他的中国对手坦承自己的下述看法：虽然“中国可以苟活……在她的苦难之中”，但根据自然法则，中国终究要灭亡的。[3]我们本来也不应该指望传教士会引介达尔文，因为达尔文肯定仍被他们中的一些人视为近代最强大的“基督之敌”（anti-Christ）。令人疑惑的是，许多传教士，甚至是那些已经成功将达尔文的发现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进行调和的传教士，还会贸然向他们极力争取到的皈依者灌输大量无视《圣经》的劝诫，从而使这些皈依者不知所措。不过，传教士仍是最先提及达尔文的人。
早在1873年，传教士翻译了侠雷儿爵士（Sir Charles Lyell）的第六版《地学浅释》（Elements of Geology），这本书至少提到了达尔文的名字。在1877、1884和1891年出版的其他传教士出版物也提到达尔文。但它们都非常简略。没有人抨击达尔文，也没有人提及他的学说在西方正造成的宗教灾难，没有人提及其学说的最重要的概念——“生存斗争”。没有人激发智性的酵母。[4]
改革派传教士，譬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Allen）和丁韪良（W.A.P.Martin）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宣传了科学与进步，这有助于为进化论的传入准备道路，但他们中没有谁能为中国人理解进化论而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甚至林乐知的著名期刊《万国公报》也不能声称先于严复广泛地传播了达尔文的学说。在严复之前，达尔文的名字只是造成怪诞的外观，有些确实相当奇特。一名外国军事顾问在19世纪80年代指出，一支中国军队以这样的精神进行操练，“他们必曾听到一些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5]但那是不可能的。
达尔文的名字也许是通过私人交谈的不确定的网络进行传播的。严复本人在写作之前就有15年时间在谈论达尔文。然而，当严复终于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把达尔文写成无名之辈。最终，重要的事实是：即使还有其他的达尔文引介者，但他们全都被遗忘了。严复的同时代人及其后来者，都承认严复是在中国介绍达尔文的第一人。[6]惟一的例外是孙中山，他曾在夏威夷的英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可以声称通过更加可靠的信息来源最初了解到达尔文。[7]
然而，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为何直到1895年达尔文主义才在中国激起火花。那年见证了一种新的民族心境——空前的忧虑、失落和愤懑，造成这种心境的原因也是最终激发严复写作的原因——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中国人无需这场战争也可以感受到威胁。鸦片战争之后的50年间，中国人无需新的战败，肯定也无需新的生物学说和宇宙观就可以认识此事实：国家的强大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利害攸关。大评论家冯桂芬——近代最先采用“自强”措辞的人之一，“自强”从那时起就成为中国的目标——在1860年英法军队刚刚攻入北京并烧毁圆明园后，他就已经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千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8]冯桂芬无须西方的“自然法则”也能觉察，由于“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皋，固宜百国所垂涎”[9]。如果谁怀疑，他们可以看看印度。印度是西方人意图的可怕证据，证明西方人永远在实施其计划。
中国无需达尔文的学说或阿礼国的法则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全面开展自强运动。但人们对中国危机的全面认识需要时间。而且，尽管外国人策划了一系列入侵、事变和冒犯，但那场反抗中国预定命运的自强运动在初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条约，尽管是不平等和屈辱的，看来确实有助于控制蛮夷或至少拖延他们。声势浩大的叛乱已经被扑灭。兵工厂已经修建起来，铁路也开始修筑。一支海军已经筹建起来，近代军队得到训练。学生被派往海外——严复就是其中的证明。但这些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当中国的新兴力量在1894年到1895年接受考验时，当新近崛起的日本迫使中国为朝鲜作战时，中国惨败了，不是败给穷凶极恶的西方人，而是败给“蕞尔小国日本”。[10]
愤怒、屈辱和恐惧对国民的震动更甚于1860年冯桂芬所言的“奇愤”。就连那些曾经抵制自强革新派的人们现在也对改革的无效大发雷霆。国民需要一个解释。大批请愿者要求惩办责任人。其他人则拒绝承认失败并呼吁继续战争。而且，那些还没有获得向皇帝上书的合法权利的读书人，在数个世纪以来首次联合行动。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创办学会、杂志，以商讨对策。
正是这场骚动激发了智性的酵母。它将决定帝制中国的命运，并且在我们的中国达尔文故事的第一部分里引出三个最为关键的人物：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
严复是卓越的达尔文引介者，最终也许是中国最卓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康有为既是近代中国首位关于进步的先知，又是中国首位出色的反达尔文主义者。梁启超是卓越的倡导者，简直就是中国的赫胥黎（Huxley），同样，其思想深处的矛盾所带来的一切争议，使他成为伟大的复杂人物（complexifier）。
然而，那种首先使三人都写到达尔文和进化论的忧患根本就不难理解。它仅仅是中国的虚弱和中国的危机。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也是冯桂芬在3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变得强大？”只不过它现在以更为绝望的措辞表达出来：“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去？”那就是为什么继强学会之后的保国会的战斗口号是“保种，保国，保教”。但他们对冯桂芬的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冯桂芬曾经认为：“[吾辈]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11]但中国的枪炮只在狡诈的日本人手中才证明其效用，日本人利用它们在威海卫击沉了大部分中国的坚固炮船。
如今，许多中国人再次以武备为借口来为此次惨败辩解。他们认为，日本人拥有更为精良的船舰。幸亏有康有为和严复这样的人，正是他们使这次战败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从中发现国家强盛的真正根源不在于武备，而在于心态和制度。简而言之，他们从中发现中国在根本上出现问题，某些东西应该被彻底改变。因此，在1895年后，新的爱国呼声是“变法”：“变革我们的律法”，“变革我们的制度”，“变革我们的风俗”。
在这个背景之下，严复引进了达尔文。他这样做并非要介绍近代科学的有趣发现，而是要为变革的必要性传召西方的证人。进化、进步和生存斗争——全都要首先为变革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