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证据”
当年轻的奥恩男爵、修道院院长图尔高（Abbé Turgot，Baron de l'Aulne）于1750年在索邦神学院用拉丁文发表了题为“人类精神进步”的两次演讲时，人间天堂的西方幻景的最伟大世纪就已经发端。图尔高的首要目的是赞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所有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推动力。而且，在雄辩地驳斥了那些认为基督教的效用仅仅在于作为通往来世之门的人们之后，他“将基督教世界与异教世界加以比较”，从而试图证明“全人类从基督教之中获得的优越性”，因而论证了尘世的“宗教效用”。[12]但是，很显然，真正使他感到激动的，无疑也使他后来的读者感到激动的内容是他在历史之中发现的动人场景：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人类的持续进步……始终趋向自身的完善”[13]。历史是人类从野蛮向文明奋斗上升的故事，正如他所言，这简直就是人类攀升伊甸园的故事。图尔高完全没有受到《创世记》的困扰。我们本来就应该料到，在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到荒凉、孤独和匮乏的境地之后，野蛮是可想而知的：“人类因为背叛而受到惩罚。生于福乐之地的人类被迫处于蒙昧和悲惨之中，这种状态只能通过时间和劳作的力量来缓解。”[14]野蛮是这种蒙昧与悲惨的深渊，但完善是人类的天命。
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可完善性成为一个时代的灵感，它还在那些见解各异的人们的思想中形成共同的纽带。康德把人类视为“一种正由恶向善稳步前进的理性物种”。[15]而且，虽然在更为谨慎的时刻，他怀疑人们是否能够“从造就人类的弯曲木料中制造出完全笔直的东西”[16]，但康德仍然坚持认为，人类“最终应该从最低的落后状态奋斗上升至最高的成熟状态，而且到达心智的内在完美以及（在人世尽可能地）到达神圣的愉悦。”[17]
图尔高的信徒，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将“最低的落后状态”推回到比男爵的“野蛮”（看来遗忘了伊甸园）时代更远的地方，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使人类的进步更加显著。他宣称，“我们经历了由禽兽到野蛮人，再由野蛮人到……牛顿的难以察觉的逐渐变化。”[18]牛顿之后，人类还一直在这个世界里执著地追求“人类能力和社会秩序的无穷无尽的可完善性”[19]。
不太谦虚的圣西门（St.Simon）试图以权威的声音号召人们进行这种追求，首先是科学的声音（“先生们，我与科学家和艺术家朝夕相处；我密切地关注他们”[20]），然后是神圣的声音（“亲王们，请倾听由我传达的上帝之音”[21]）。“诗意的想象，”他声称，“将黄金时代放置在人类的摇篮内，四周则是原始时代的蒙昧和野蛮；相反，人们应该将黑铁时代放置在摇篮内。人类的黄金时代并非在我们背后而是在我们前面；它存在于社会秩序的完美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未发现它；我们的孩子有朝一日将到达那里；我们应该开辟这条道路。”[22]因为，正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英格兰补充道，“[人类]应该驻足不前？他们应该回转？河流宁可对其源头竖起墙壁或堆起高山”[23]。
虽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有点自相矛盾而悲观地写到：“一个民族，它诞生，可能经过一定长的时间的稳步发展，然后停滞不前。”[24]（他担心“欧洲尽管有尊贵的祖先和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它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中国”[25]。）然而，穆勒还是深深地信仰进步，以致他发现“甚至那些现在居住在世界上比较文明的地区里的男男女女……无疑只是自然界能够和将要产生的饿殍的标本”[26]。当达尔文还呆在小猎犬号的时候，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已经从美国发回报告说，美国人“全都对人类的可完善性有着热切的信仰”[27]，尽管他本人对此有所怀疑。
既然如此，在达尔文写到进化之前很久，进步就已经是许多思想家和伟大思想家的信念。在达尔文之前，进化本身就是许多人信守的观念，因为，正如洛伦·艾斯利（ Loren Eiseley）在《达尔文的世纪》（Darwin's Century）一书中相当出色地表明，在小猎犬号启航之前，达尔文的完整学说的所有片段就大致形成了。尽管如此，还是达尔文使人们（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人，或多或少，或对或错）坚信进化。正是达尔文“证明了”进化，而且向大多数人证明了进步。那可能就是马克思试图将《资本论》献给达尔文的原因（尽管没有实现），他似乎满怀感激地承认达尔文发现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28]。当然，马克思本人宣称他很早以前就发现了阶级斗争。
人们很可能会问：达尔文是怎样证明进步的？答案是，他没有证明进步，虽然人们认为他证明了而且证明了更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其著作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直接地（虽然远非致命地）打击了“进步论者”（progressionists），这些原始的进化论者（proto-evolutionists）从生物证据的表面关联之中发现上帝之手以特定目的循序渐进地创造人类。
当康德说到“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29]时（“或者有人会说是天意”[30]），他是在谈论人类历史的意图；当托克维尔讲到所有人类“都是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时[31]，他表述的是相同的意思。但进步论者相信，在人类出现之前，“天意”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福祉，这种作用不止于创世的五天。因此，随着地球的慢慢形成，那些“仅仅是人类的胎儿阶段的”[32]动物也逐渐出现，它们全都朝向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在其同行几乎全都脱离达尔文阵营之后很久，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仍然勇敢地坚持说，人类是“一个序列的最后阶段。根据整个动物王国建筑其上的计划而言，超出这个阶段将不会有任何物质进步的可能性”[33]。
但达尔文的进化体系——虽然他本人一直不愿意承认它——没有给这样的计划留有余地。这个体系没有发现任何意图和目的。人类的堕落（而非他的提升）是关于一只陆上爬行动物的故事，它活着并不断转变，固然，不一定取得任何进展。人类存活下来了。他经历数千年的“遗传变异”，以某种方式一路发展下来。内中有他的堂兄弟和叔伯姨婶。确实，所有生命都是远亲。然而，这是怎样的家族啊！这是多么奇特的亲戚呀！与他的远祖相似，人类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始祖，人类是猩猩的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与猩猩分享着共同的始祖。而且，人类经历了多么难以置信的无数微妙变化啊！这些变化的时间是多么漫长啊！人们曾经想知道，现在依然想知道：这一切是怎样被设计出来的。(https://www.daowen.com)
讽刺的是，那些原先相信或不相信意图的人们，那些探索或否认上帝之手对自然界的操纵的人们，他们都在寻求自然秩序。康德相信“天意”，而不承认“漫无目的地运行着的自然”[34]，但其他人为了捍卫自己牢不可破的法则体系，从而否认任何能够干预此体系的“天意”，即使这种“天意”是由他自己制造出来的。然而，在探索自然秩序的过程中，达尔文发现，无论自然法则怎样的牢不可破，自然界似乎也在漫无目的地运行着。
当达尔文强调“如果人们认为无数星系的造物主创造了各种各样污秽恶心的寄生虫（它们在这个星球里无日无夜地爬行），那将是对造物主的贬损”的时候[35]，他以一贯的善意作风，似乎使上帝避免受到创造了蚊子的指责。但是，通过证明人类本身也是这种力量、变异和自然选择——它们造就了那些污秽恶心的寄生虫的无数变种——的产物，达尔文使许多人难以相信人类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
在此过程中，达尔文本来也应该使人们难以相信进步。因为，如果这一切的出现和存在主要是由于变异以及生物对环境的偶然适应性，当然，还要加上一种（相当神秘的）生存意志，那么这样的偶然会比别的偶然更优越吗？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我们甚至在偶然的“秩序”世界里也难以找到一种价值标准。如果生存本身就是生存的理由，那么有什么能比用《物种起源》的副标题——生存斗争中有利物种之保存——来更好地衡量“成功”呢？然而，如果自我保存是竞争的话，那么胜利不属于人类，而是属于变形虫、鲨鱼或者任何从其他物种中存活下来的基因。
但大多数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他们正逐渐踏进去的超自然雷区，他们兴高采烈地，而且相当人本位地断言：无论多么崎岖曲折，从变形虫到人类的自然历程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情况正在改善，自然界一如既往。一切正变得更好。那是前进的道路，那是进步。谁的道路？哦，那是自然的道路。
因此，正是那些兴高采烈地抛弃旧设计者的人们，又不自觉地引入一个新的设计者。他们从前门踢走上帝又让他从后门进来。公正地说，人们必须承认，达尔文本人要为这种思想的孕育负上部分责任。他在《物种起源》的结尾写道——唉，就如何证明他所言属实或这段话的实际含义而言，达尔文没有提供任何科学或哲学的证据——“因为自然选择完全是根据而且为了每个生命的利益而运作，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禀赋必将会趋向于完美”[36]。
但完美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着一种完美的人类，如同存在着一种完美的圆，无功利的完美？这会是怎样一双完美的手——它能够演奏巴赫（Bach）的音乐或者可以爬树？如果完美是为了追求某种东西，那么我们又回到目的和意图的问题上。然而，这是谁的意图？我们自己的意图？亦或是造物主的意图？大多数长臂猿可以毫无怨言地爬树，但一个音乐家可能想成为球队后卫。那么，这是不是不完美的意图呢？意图是“完美”的绊脚石吗？亦或意图是“完美”的必由之路？完美就是完美之爱、完美之美或完美之幸福吗？它是短暂的[37]亦或永恒的吗？事物将变得更伟大和更完善，更伟大或更完善，无限复杂或极其简单吗？无论完美是什么，如果完美是为了追求某种东西，那么完美怎样能够致力于我们人类的目的呢？因为，正如理论所言，我们是，而且仅仅是“这种进程”的半成品。
达尔文没有对完美进行解释。他没有证明我们正迈向完美。在达尔文离开之后，进步（progress）和完美（perfection）这两个术语仍然是极度神秘。但人们还是会喜爱这两个术语。西方人会，中国人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