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使命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梁启超正在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是中国迄今所出现的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他是新闻记者里的鹤立鸡群的人物。确实，新闻记者（journalist）这个近代的西方词汇，一旦用在像梁启超这样的人身上，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因为，西方的新闻记者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过皇帝的注意和悬赏，遭遇海外流亡，拥有国内政党的领导权，以及最终获得内阁职位、半官方的外交任命以及三种教授职位呢？西方记者有没有在至少一个时期内成为自己国家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呢？在白话文于20世纪20年代（此时梁启超转而使用他自己极具威力的白话文）取得最后胜利之前，“梁体”成为几乎所有未来的论辩家所追求的一种文风。他的《时务报》及其后继者成为各省竞相模仿的一种新式刊物的典范。
当然，形势就像任何个人那样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形成奉献良多，这种形势如此严峻以致中国新闻事业在大体上比西方新闻事业可能面对的形势要恶劣得多。起初，报纸杂志对于提供娱乐消遣，或者满足生活无忧的订户的好奇心几乎没有任何商业上的兴趣。编辑们的兴趣不在于“所有适宜付印的新闻”，而只是在于那些切合他们主要关注的新闻，也就是涉及中国福祉的新闻。尤其像《时务报》那样的刊物，每月出版一期、两期或三期，但比日报更具有影响力。此类刊物刊登“切题”的新闻，而它们的实力和声誉则依赖于论辩文和教育性的文章。所谓教育，那是为了中国的安危而进行的教育。此中没有多少新闻笑料。
这些报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件新鲜事。甚至最后一位卓越的保皇派改革家张之洞——他起初是《时务报》最有力的赞助人（虽然也是未来的审查官）——也察觉到而且欢迎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即使他常常对这些报刊的激进思想大为恼火，而且如果他能够预见它们的影响力所产生的最终后果，那么他可能会为此而痛心疾首。1898年，尽管他反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激进主义，张之洞仍然慷慨大度地承认：
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2]
张之洞显然感到满心喜悦，因为这些报刊正将他本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播到民众当中，虽然他有理由担心它们没有传播自己对中国传统的忠诚。当然，它们没有直接引发民众运动。极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极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甚至连那些在皇城边上耕作的农民，都没有阅读能力。但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们读到了梁启超的作品，然后各地纷纷谈论这些文章，随后思想传播，民族主义兴起。回顾过去，这就是为什么新式报刊是1895年至1898年维新运动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最终的百日维新。
中国在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里开展的最初的改革尝试，都是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那样的忠君爱国的官僚所推动的改革尝试。随着新式报刊的出现，改革的主动权转到了政府以外的人们的手中。
当他讲到新式报刊是“学问之一助”时，张之洞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新式报刊提供了惟一可行的近代教育。至少在20年内，它们遥遥领先于学堂教育。而几乎所有声名显赫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为报刊撰稿。确实，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写文章而不是通过著书而成名的，因为，除了翻译以外，具有影响的新书相对较少，可能是因为没有时间去写书的缘故。每篇介绍新知识的文章看来都异常切中肯綮，而且，只要这些新知识被发现了，就必须公诸于众。这就是为什么新式报刊受到它们的撰稿人和读者双双重视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在这些报纸杂志里，特别是在那些“有志四方之男子”开始就如何去帮助中国而展开激烈争论之后，达尔文主义盛行起来。20多年以来，几乎每个胸有块垒的人都提及达尔文，或者使用他的口号。但没有人像梁启超那样在多个方面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1896年，当梁启超最初开始他的报人生涯时（这种职业生涯将会涂抹上达尔文隐喻的缤纷色彩），他对整个新闻事业感到深深的疑虑。他非常担心自己没有向国民发言的权力，担心自己还没有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使新闻工作显得冒冒失失。[3]当然，这种内心恐惧或者良心不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长期困扰着新闻记者，但梁启超最初的疑虑是非常诚挚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在1895年所做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但部分的原因也在于他信奉自己的导师康有为的幻景。
信念与挫折的糅杂使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一封信里讲到：“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教授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4]梁启超所说的“教”是康有为进化论的、乌托邦的“大同”儒教。据说，这种儒教企盼着世界而非中国的获救。但以下的事实看来仍然难以置信——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去唤醒自强的民族主义精神之后，梁启超还会主张道：“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徐勤）诸人大笑之。……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5]
一国之亡于梁启超如此利害攸关，以致梁启超把他的余生都用于撰写那些关涉国之存亡的文章，这样的事实使得上述的引文在某种程度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这段话是以一种极度沮丧的心情写下的，这种极度沮丧在最初曾经使得康有为所塑造的幻景具有非凡魅力。如果中国（她似乎醉心于自我毁灭）坚持压制她的未来的拯救者的话，如果这个国家在世界竞技场上看来是在劫难逃的话，那么，相信国家是无足轻重的，相信所有可厌的民族国家概念都是落后的、陈旧的，自身就是在劫难逃的，那是多么令人欣慰啊！康有为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能够使中国完全摆脱悲惨的世界图景。最初，由于被粗暴地震出其古老的大同世界的安全状态，中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幅图景。通过重新划定“天下”的疆域，国际争端可以得到平息。而且，即使中国那时在一个新的大同世界里迷失自我，仍然会有一个叫康有为的中国人以中国圣人孔子的久已失传的幻景去拯救那个世界。
当然，尽管有这样的豪言壮语，梁启超还是不会真正忘却中国。可是，当他说道：“吾不解学问不成者，其将挟何术以救中国也”[6]，这可能就是他的用意，因为通观其漫长的一生，梁启超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在作出任何重大举措之前都必须自行准备就绪。他始终强调教育的需求是第一位，行动的需求是第二位。可是在他自己的行动中，梁启超显然作出了让步，因为他被朋友们的观点弄得心烦意乱，这些朋友曾经取笑他说：“天下将亡矣，汝方入山，人宁待汝邪？”[7]因此，他继续着手筹办《时务报》，虽然他对康有为表达了歉意：“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8]
在给严复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梁启超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严复显然也曾敦促他继续深入研习、谨慎写作，以免日后对现在发表的作品感到遗憾，更准确地说，以免“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9]但在此时，在发行《时务报》之后的几个月，梁启超使自己的辩白变得合情合理。他并没有幻想自己的报纸能够解决一切，但这是一个开端，无论多么草率稚嫩，那些更杰出的后来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