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传播与种族主义
然而，《时务报》还是断言中国政府能够实现自我转变。《时务报》所引起的最为直接的政治风潮是为了使政府意识到改革的万分迫切。它是通过刊载新闻报道、论说文以及社论来实现这个目标的。
大多数摘录自外国报刊的新闻消息主要涉及列强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对中国的威胁程度。每一场真实的或想象的侵犯都被反复讨论。例如，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road）就成为持续惊恐的缘由。任何关于外国军事或经济力量的变化的传闻都旋即得到报道，当然，任何关于中国发展的新闻也是同样处理。里面偶尔会有鼓舞人心的新闻。有人报道说，只是经过短短几年的实践，中国北方的葡萄种植者已经酿造出一种中国酒：“甚或以为远轶于法国香宾酒之上”[89]。然而，里面更频繁地登载一些诸如此类的悲观预言：“俄国将吞噬亚洲。”[90]它极少会登载这类的似乎没有重大意义的“奇闻”：“英国惠尔士亲王善制靴。”[91]
随着《时务报》的风潮的不断推进，达尔文和康有为的进化论词汇慢慢传播开来。“大同”不久就出现在维新派为了传播西学而创办的译书局的名字里[92]，“大同”也是横滨一所学校的名字，这所学校由华侨创办，目的是在他们的孩子中间培养爱国心。学校的创办人曾经征求过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相当奇怪地举荐素未谋面的梁启超担任校长，而学校则定名为“中西学校”。不过，他还建议创办人向康有为征求进一步的意见，孙中山与康有为也是素未谋面，但康有为在那时还是作为爱国者和学者而受到孙中山的尊敬。然而，康有为不容分说地决定让梁启超专管《时务报》，并建议创办人找他的另一个弟子徐勤去顶职。他还觉得孙中山所采用的“中西”一词不够传神，而代之以自己选定的名字——“大同学校”——并亲笔题写在新学校的门额上。[93]
达尔文主义的词汇没有立即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但它变得越来越普及；至少达尔文主义的隐喻是这样。达尔文的名字在这个时期里几乎没有被提起。梁启超以西方考古学的新知识来点缀他对“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变为人类之世界”的渐进变革的描述；这种西方考古学的新知识则把人类的进化描述成“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94]而且，除了梁启超的文章之外，进化的概念还开始出现在《时务报》的其他撰稿人的文章中，甚至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适者生存”是最常被引用的达尔文式表述，尽管至今还没有出现对于这个术语的公认的标准表述。一个日本人在评论甲午战争后日本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时预测说，那时殖产兴业的真正时刻即将到来：“盖是去假存真之时矣。即所谓优者生存，劣者灭亡。”[95]一个诉诸相同法则的满族人哀求自己的旗人同胞在为时已晚之前联合起来：“天心向顺，缅甸、高丽、琉球、越南亡矣。天下不佐暴，英俄法日兴矣。则亦强者存，弱者亡耳。德小国，人人自奋而崛起；日本弱国，惧亡图存而忽强……人定安在不可胜天？愿我兄弟毋待天命以苟安，毋委气运而自废也。”[96]
这位满族人恳求旗人自强不息，他还把自强不息与人定“胜”天混为一谈，这是出于对洋人而非对汉族的恐惧。然而，这种恳求也许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产生更加阴郁的不祥之兆。因为，如果“强者独存”这句西方箴言使汉族感到恐惧的话，那么它应该会使满族人感到双倍的恐惧。
实际上，《时务报》上面不断增长的达尔文主义影响，可以在日益高涨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种族主义思潮里一览无遗，这种种族主义思潮最终促成汉族和满族的分道扬镳。正如我们所见，这种种族主义在回应西方对中国的种族侮辱中迅速发展起来。梁启超认为，西方人通过对其他民族和其他政府进行恶意诽谤，以此来作为接管他们的首要途径。他们号召其他野蛮人去敦促“有德行的人”把他们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然而，把这类侮辱称为阴谋诡计也是难以解恨的。由于中国人近来接二连三地遭受恶意中伤，梁启超抱怨道：“《时务报》中亦屡译之。然其不敢译者，尚不知凡几。即如言‘华人不徒已死，并且腐烂’，其言真不堪入耳。”[97]
梁启超的回答是疾呼：“西人其毋尔！中国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98]但在这种疾呼声中，在他发表普遍人性论的仅仅十个月之后，梁启超决定大肆宣扬种族侮辱的论调，现在轮到我们几乎“不敢译”了。梁启超说：“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99](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梁启超不满足于中国人仅仅是两大优秀种族之一，他甚至沉醉于更加宏伟炫目的美景之中。他梦想中国人在白人自己的游戏里面击败白人。他是首批表达这种愿望的人之一，即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殖民强国的佼佼者。然而，更加明显，这个梦想是以伤害“劣种”为前提的。梁启超说道，白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殖民主义。但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过于广阔了。地球上有大片区域是白人鞭长莫及的。他们无法实现称霸全球的目标。什么原因呢？因为（也许只有中国人才能如此高傲地说）“彼白人只有此数，固不足以尽夺天下之利”。那又怎么样呢？答案显而易见：“夫全地人类，只有五种。白种既已若是。红种则湮灭将尽。棕黑两种，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乐作苦，虽芸总犹昔，然行尸走肉，无所取材。然则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黄种人末由也。”[100]
当我们知道这些观点是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将强》的文章中表达出来时，我们不会觉得惊奇。梁启超和他极大多数盟友都接受了种族不平等的学说，从而使他们自己与那些被白人征服的种族永远隔离开来（“第三世界的联合”是漫漫长途）。他们坚持认为，中国人不应与非洲人或印度人、红种人或棕色人归为一类，中国人自成一类。借用一个古老的称谓，中国人就是“神明之胄”。[101]中国幅员辽阔、气候优良、物产繁殷，民赋异禀：[102]“大地万国岂有比哉？”[103]由于暂时忘记了他自己反复提到的告诫，梁启超声称“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104]。
中国的天然优势（人们坚决相信中国的优势是“自然权利”）与她现在所处的卑贱地位之间的巨大差异，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解释。然而，人们对理论解释的寻找，仅仅在两步之遥就通向一个地方，于此，人们可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里面找到希望。
麦孟华在《民义总论》这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中迈出了第一步。他所说的“民”是政治上的民，而非人种上的民；他指的是与政府相对的民。在人种上，他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中国人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政治上，中国人却受到压制。“泰西何以强？”麦孟华问道，“民智也。中国何以弱？民愚也。”[105]
这是梁启超与严复共同坚持的一种观点。确实，麦孟华的下面一段话非常接近于严复对圣人的抨击。麦孟华认为独裁体制扼杀了民智，但他对待圣人并不像严复那么苛刻。他说：“圣人非欲愚民也。民愚因以愚道治之也。久之久之而智者失智，愚者安愚。”[106]最后，他更多地指责人民而非他们的统治者造成了这种状态。他问道：“上何尝尽夺民权哉？而民顾尽推其权而委之曰：‘吾无权，吾无权。’”[107]正是他们的默许导致了“灵慧之种，犷瘁乃如黑人”[108]。
但这是反常的后果，这是对中国的正常命运的背离。如果只有人类能够领悟正道的话，那么孔子早已在他的三世学说里指明了这种正道。孔子的三世学说是关于民众解放与民众自治之发展进程的学说。在据乱之世，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为了避免这种状态，“升平之世，以君统民。事总一智，万愚受治理。”但这并非最终的理想。以此为起点，人们应该向着“尊仍于上，事分于下”的太平之世迈进。[109]正是因为自身的冷漠与自满，中国人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他们的国家想要生存下去，那么，这正是他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必须领悟17世纪的爱国志士顾炎武的这番话所蕴涵的真理：“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