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群”
不管怎样，在《时务报》第26期里，梁启超再次提到严复和《天演论》，这次不是在脚注里，而是长篇特稿《说群》的序言正文里。梁启超开篇即把康有为、严复以及不拘一格的年轻思想家、维新运动的未来殉教者谭嗣同相提并论，目的是以他们的智慧和学识来力图阐释那个至关重要的“群”字的意义。
梁启超以典型的儒家师徒问答形式开篇：“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然而，直至他读到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仁学》之前，这种学说证明是如此深奥（或玄妙），致使梁启超对阐释这种学说感到绝望。他接着说道：“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所以他决定自己动手试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以宣传他老师的学说，以及由那两本激动人心的新著对它所作的论证。[70]
他只是完成了原定的一百二十章的一章。但是，曾经在《时务报》上刊载过的所有章节，连同序言，就足以证明梁启超是多么不加思索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接受了这种观念：“群”是人类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和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当然，“我的群是什么？”的问题可能就像“谁是我的邻人？”的问题那样使人心绪不宁。但通过搁置这些问题，至少是暂时搁置，梁启超能够斩钉截铁地同意严复和康有为的观点，即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群”的生存，而非个体的生存。
那样，梁启超就可以将康有为整顿世界的方案与严复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引介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真的相一致，而是因为康有为的方案，由于它是以流行的“体-用”二分法表述出来，它能够成为未来大多数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完美的描述性格言：以“群”作为生存的进化竞争的基本单位，以变革作为“群”生存的基本途径。人类的生存竞争不能用“人人为己”的口号进行描述。它是“群群为己”，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与“群”的命运紧密相联。
这个方案的这一部分，尽管过分简单化，仍然能够轻易地被达尔文主义的引语所证明。确实，达尔文曾经说过，新物种的出现，以及进化的发生，主要归因于特定物种内部的生存斗争（虽然物种之间的斗争可能会加剧那种竞争）。确实，达尔文曾经说过，“竞争在相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几乎总是最激烈的。”但是他随即补充说：“就相同物种的不同变种而言，竞争在总体上几乎同样激烈。”[71]因此，如果部落和种族能够被称做人类的变种，那么，《人类的由来》——严复可能读过此书[72]，梁启超则可能没有——能够为群与群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提供大量例证。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个方案的另外部分建立在更不牢靠的达尔文主义基础之上，因为就“变”而言，梁启超、康有为和严复都意指有意识的、积极的变化。他们相信自我转变、自我修养、自强、自我改善、自力更生。他们因而设想，在进化的竞争中，人类有能力去转变他们的“共同自我”（corporate self）并使得那个自我存续下来。
达尔文本人在这一点上语焉不详。意志力并不是他原来的大纲的一部分。在《物种起源》里，不存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变的物种。然而在《人类的由来》里，达尔文在多个地方表明自己想要同意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观点，即，随着人类的诞生，进化成为“一轮新的竞赛”：
华莱士先生在一篇出色的论文里……表明，人类自从部分地获得了那些将他与低等动物区分开来的智力和道德能力之后，他就很少会通过自然选择或任何别的途径去实现身体变异。这是因为人类能够经由他的精神官能“使身体不变而与变化着的宇宙相协调”。人类拥有改变自己的习性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非凡能耐。[73]
至于动物，达尔文继续写道，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当迁徙到一个更加严寒的气候带，它们必须长出更厚的皮毛或者转变自己的体质。如果不能做出这种转变，它们将会死亡。”[74]一方面，“进行适应的非凡能耐”，另一方面，“被转变”的必然性——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存在着一个迥然有异的，几乎没有相似性的世界。华莱士的观点——达尔文看似是接受了——几乎认为进化创造人类仅仅是为了让人类获得自由，上述“变化着的宇宙”再次陷入超自然（super-natural）。(https://www.daowen.com)
当然，达尔文没有为超自然留下任何余地，至少在他写作《人类的由来》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在包括上述段落在内的各章里，达尔文危险地接近于将人类放置在超自然的境地之中。他想要证明人类的智力天赋与道德天赋都是进化的产物，尤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这样做时，他就承认了人类的“同情本能”——“最初是作为社会本能的一部分而获得的”，而且现在是“我们天性的最高尚的部分”——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不得不“承受弱者生存并繁殖其种类所带来的无可置疑的恶果”[75]。但是，如果适者与不适者都同样存活下来，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而且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进化转而反对自己？自然界通过自然法则在自身中挑选出一种会违背自然选择的生物？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可置疑的恶果”将是什么呢？道德会不会使人类退化，或者压抑人类（尼采的幽灵），又或者仅仅遏制人类的进化呢？如果真的像赫胥黎所说的那样：“文明人应该效仿那些获得成功的人们，而欣然踢开他自己借以攀爬上去的梯子。”[76]那么，人类将不会再攀爬吗？
在1871年，达尔文非常接近于赫胥黎将会在20年后采取的立场，即，无论好坏——而赫胥黎认为这是好的——“伦理进程与宇宙进程的原则相抵触”，虽然宇宙进程产生伦理进程。达尔文从来没有表述得那么直截了当，那么气急败坏，也许，希望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让他大伤脑筋。赫胥黎没有气急败坏，但他最后总结说，如果这种对立“在逻辑上是荒谬的，那么我只能对逻辑感到遗憾”[77]。
梁启超异乎寻常地没有受到人类自由与进化的逻辑难题的困扰。他显然还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然而，当他回到现实时（他始终关注现实），梁启超还是暂时站在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因为达尔文曾经声称，自然选择在开化的民族内部才会有受到抵制的危险。民族之间的生存斗争，无论开化民族抑或野蛮民族，依然空前激烈。而且总的趋势非常明了：“目前，开化民族正在到处取代野蛮民族。”[78]（对梁启超而言，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在此类竞争里，达尔文正好提出了梁启超也想提出的观点：“自私自利而争吵不休的民族不会齐心协力，而缺乏凝聚力则一事无成。”[79]
梁启超没有读到这句话。他完全是独自作出相同的结论。毕竟，这个结论仅仅是重复“团结就是力量”，就像康有为那样，梁启超能够在荀子那里为此事实找到确证，假如他需要的话。但严复现在告诉他，在达尔文那里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证，而且达尔文的确证如此激动人心正是因为它出自一位西方人之口，这位西方人是最能从事“团结”工作的种族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在宇宙进程内部发现“群”得以强大的科学证据的人。
梁启超曾经在《天演论》里读到严复的按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80]他现在详尽阐明这个观点：“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梁启超解释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他接着列举了一长串并列短语以证明在中国人人都是营私利己的，“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81]然而，在这些营私利己的人们当中存在着许多群体：乡党、宗族、家庭以及职业团体。如果宇宙进程意味着群体之间的竞争，那么谁能够因为他们首先顾及自己就对之加以谴责呢？此外，这些群体的兴旺发达似乎遮掩了这种看法，即每个中国人只是为自己而奋斗，尽管它表明许多中国人可能由于对相互冲突的群体的效忠而四分五裂。但梁启超轻快地避开了与另外一些达尔文主义的两难困境相遇的机会，他相当武断地宣称：“国群”是所有其他群都应与之团结的群。他的意思是，利己主义在任何其他层面都不符合群的利益。
然而，奇怪的是，在其论点的最后，梁启超几乎破坏了他刚刚树立起来的“国群”的神圣尊严。他再次挥舞着“大同”的旗帜将国家的至高无上荡涤一空。他看来正得出这个相当悲观的结论：由于各种要素都营私利己，中国社会不可能希望通过简单地模仿西方民族（他们是真正的齐心协力）的表面行为而求得生存。因为中国那时将会是“蒙虎皮于羊质”。某些基本的精神变革必须实现。但他随即抛开整个悲观的前景，说道：“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易也。”他接着引用了《易经》和《春秋》（更准确地说，是那里面的注疏）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并以《礼运》对“大同”的赞颂收结全文。梁启超问道：“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82]
毫无疑问，“大同”是为这个阴郁的事实——中国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可耻的境地——提供情感逃避的尤其显著的例子。但是，公正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惟一的意义。“大同”是古老的中国理想，至少，在中国自身的世界秩序里，“大同”大概相当于中华帝国。那幅描绘永无止境的战国状态的假想的达尔文式图景并不是中国的理想。没有中国人会真的把永无休止的斗争视为“道”。这就是为什么“进化”与“进步”如此之快就融为一体的原因。斗争是有益的，那只是因为它使人类通往斗争的终结。因此，国群以及国家之间的斗争，仅仅“在现阶段”才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