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的阶段

在《时务报》里率先自觉地使用阶段理论作为军事民族主义的哲学类比的人是麦孟华，他巧妙地设法采用阶段理论是基于这个原因：人们期待康有为的三世学说可以预示超越民族国家的和谐融洽。他在题为《尊侠篇》的文章中使用了阶段理论，这篇文章提倡复兴侠义尚武的民族精神。

麦孟华所称颂的这些中国传统的“侠”是有几分像西方骑士的人物，虽然他们极少穿着华丽的铠甲，而且也不是任何官方认可的等级、身份或社会阶层的成员。^[83]中国的“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游侠。他更可能是徒步作战而非跃马作战，他可能既是某种出于自卫的空手道（karate）类型的大师，又是剑术高手。但是，正如他的西方同道那样，人们期待侠客去主持正义，除暴安良，拯救遇难的黄花闺女和其他无辜者。他是一名斗士，但在观念上，他是为了正义而动用武力的斗士。

然而，麦孟华所景仰的“侠”并非拯救少女的那类侠客，而是“忘其家以存其国”的侠客。^[84]麦孟华希望去纠正的罪行是那些针对国家的罪行：“今西人之侮我甚矣。割我土地，劫我盟约，阻我加税，拒我使臣，逐我华工，揽我铁路，搀我矿务，要我口岸。”^[85]为了报复这些公然冒犯，麦孟华呼吁道，中国必须培养大批勇猛的具有侠客精神的爱国者，这些人敢于“以死求生，以亡求存，以失求得，以危求安。”^[86]

麦孟华承认这类精神可能看上去与“大同”理想相抵牾：“难者又曰：‘吾尝闻春秋之义。太平之世，远近大小若一；大同之治，爱邻国如己国。’”但在那个庄严的时代里应该存在平等，麦孟华提出异议：“西人藐视我中国，百端窘辱，揆之理势，岂可谓平？侠者振弱锄强，取不平者平之……虽致太平，犹所不免，况今日之天下，据乱世之天下也。”如果有谁不为我们的世界战斗，那么他只能追随印度和土耳其的覆辙。^[87](https://www.daowen.com)

麦孟华没有提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他接受了康有为的进化论，只是附加上达尔文式的限制条件，即一个人处于乱世之中也要为生存而斗争，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必须为自己国家的生存而斗争，因为在所有国家即使没有取得领土平等，至少也要取得主权平等之前，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很显然，麦孟华至少有两个观点是不符合达尔文思想的。人们或国家拥有一切“权利”的独特观点根本不可能来源于一种生物进化的学说。麦孟华断言，这种取不平者平之的侠客理想正是“公法家之所谓平权者也”^[88]，但这种权利不可能是天赋权利。“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只能由超自然赋予。甚至连法定权利都是人为的，因为用赫胥黎的话说，法定权利是对宇宙进程的人为的（专横的？）限制。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侠”本身是非自然的，或者是反自然的。因为“振弱锄强”，所以他们是打断自然选择进程的头号好事之徒。

虽然如此，“侠”依然是大多数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理想。由于毫不顾虑此事实，即拥有侠客精神的人们可能会打断自然选择，所以他们相信这样的人能够而且应该去影响自然选择的结果。这里还是对唯意志论的信仰，因为“侠”是那些将意志力转化为行动以影响自己“命运”的人们的象征。然而，披上唯意志论外衣（如果不是铠甲）的“侠”或许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麦孟华曾经撰文鼓吹变革。他希望激起一种尚武的民族精神以抵抗外来入侵。但是，归根到底，他以阶段理论支撑起来的关于正义斗士之价值的学说，可能在致力变革上面反而比不上其对革命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