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态势
麦孟华再次回到康有为的三世说，这次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应该发展民主政体。梁启超将会进而说道，西方人的进化学说证明了同样的道理。梁启超将会把他老师的三世说与他从严复那里学来的进化学说熔为一炉，虽然这样做的时候，他公然（无论多么客气）与严复争论进化的未来路线。
梁启超的上述动向表现在题为《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的文章中，这可能是他投给《时务报》的最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极为煽情，在智性上极为振奋人心和富有感染力，因为它展示了梁启超最初的尝试和努力。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完全陌生的历史进化学说。迄今为止，康有为本人也仅仅提供了三世说的简略方案。而他更为关注的是超越民族国家而进入大同世界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而非民族国家内部的制度演变。然而，梁启超首次具体而精细地确定了单个国家在每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政治制度。
“三世”被认为是从多君统治到一君统治再到人民统治的发展过程。但每个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因此，总算起来，一个社会应该经历六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111]历史不仅会将皇帝撵走；它还会为无政府主义者敞开大门。
这种政治进化论并不仅仅是奇思异想。它据说是以万物的进化为基础的，并且与万物的进化并驾齐驱：“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一定之等，有一定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112]由于在《天演论》里获得灵感以及部分用语，梁启超在进化之中发现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发展进程。他从中发现了每个民族都必须遵循的道路，这条道路被他用精心设计的三世学说的界碑清晰地标示出来，这条道路成为每个民族的生命缩影。至少，他似乎发现：“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尊，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为民主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113]
这里没有提及半途而废的民族。肤色更深的种族——梁启超早已断定他们是多么危险地濒于灭绝——在这段话里引人注目地缺席了，虽然，作为五大洲的居民，这种身份似乎暗示了他们也应该抵达承诺的乐土。进化显然是一视同仁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每个民族的未来都是安然无忧的。至少中国的未来就是这样。进化的更为丑陋的一面在此被通通忽略掉。它成为一种希望的学说，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信心的学说。
然而，在他能够坚定地确立这一观点之前，梁启超不得不反驳一种更为悲观的观点，相当奇怪，这是严复的观点。“严复曰：”梁启超写道，“‘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成于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114]
当然，严复实际上并不像他听起来那么悲观。严复也非常想去相信那些固定阶段（fixed-stage）的理论，那既是斯宾塞的理论，也是后来的甄克思（Jenks）的理论。在此，严复只是认为，虽然已经发现通往民主政体的西方进化之路，但人们不能仅仅声称东方应该或者甚至将会变得同样民主。你们必须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民主国家。如果你们的土地里没有民主的种子，那么你们必须播下这些种子。就其表面的重要性而言，严复的说法引起了一大堆烦难的问题：进化是不是普遍的？不同种子所孕育的不同国家，会不会永远地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民主政体属于西方，而且仅仅属于西方吗？严复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如果勇敢无畏的人们播下种子，如果有志于民主的人们开垦这片土地，那么中国就能够成为民主国家。严复没有察觉到自己是怎样的混淆不清。他没有发现自己的耕种是违背自然的，他也没有发现自己正在把进化转变成一种意志问题，但他的确相信，只要获得这样的播种机会，中国将会向民主政体演进。即使严复比梁启超更为悲观，但仅只一次，他认为这种进化是必需的。
但梁启超宁愿在最悲观的层面上接受严复的说法。他认为这段话意味着西方拥有民主的胚芽而东方则没有——他随即否定这种看法。梁启超说，我们可以在日本的历史中得到验证，日本两千年来都受到同一个王室的统治，但它现在却像德国和英国那样民主。[115]因此，所有国家正沿着同一条道路发展，其发展历程的惟一差异在于时间的选择。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耗费更多的时间，那是因为各个国家是以不同的速度穿越不同的路段。所有国家都在沿途耽搁，但耽搁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中国与西方的主要差异是：中国在多君制内耗时不多，却在一君制内耗时太久，而西方则与之相反。但两者最终都会到达真正的民主。“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116]其实，中国并非那样远远落后。只有法国和美国（刚刚）进入民主时代。中国、俄国、英国和日本仍然处在君主时代。[117]红种、黑种以及棕种则处在中国夏代以前的世界。[118]
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得出的论点，当时他们尝试去证明所有国家的历史模式大致相同，而中国的历史并非一种偏离。梁启超是使中国人熟悉这种思想的第一人。确实，在同一篇文章中，梁启超使他的读者熟悉了这个术语：“封建”——后来成为feudal这个单词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翻译，而且成为用于谩骂中国传统的一个最广为使用（以及滥用）的用语。在他的历史体系中，梁启超已经确定了一个封建阶段，尽管他同时把它刻画成一个奴隶社会。[119]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梁启超所具有的开创意义完全在于他对历史进程之必然性的强调，在梁启超看来，这似乎是进化论的意义所在。(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用来描述这个“进程”的字眼是“运”，一个本质上神秘而难以意译的字眼。康有为和严复也常常采用这个字眼，但从来没有对此作出限定。它可以意指“fate”（命运）、“destiny”（天意）以及“trend”（趋势）。梁启超现在声称能够发现它的历史轨迹，然而，远不止这些，他还声称能够发现它的未来趋向。通过在人类历史以及时代的“演进”（应该标明是“事后的”演进）中发现进化的轨迹，他声称能够预测尚未到来的固定阶段。他能够发现自然正朝哪个方向发展，它正把我们带到哪里。他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关于智慧女神密纳法（Minerva）的猫头鹰的告诫[120]（公正地说，他没有听说过这个告诫）。
这个将会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概念“运”，与梁启超早前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将强》的文章中曾经提出的概念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那篇文章里，梁启超以相当的篇幅详尽阐述了自己如何“闻师[康有为]之言地运也”。只有康有为的学说能够如此稀奇古怪。康有为的“运”是某种使人类开化以及变得强大（“适应”）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运行于全球，贯穿于人类历史，从而使诸民族得以繁育。它起源于昆仑山并最先将生气（可以这样说）吹入印度。它继而进入波斯、巴比伦、埃及，跨越地中海进入希腊，沿海进入罗马，随后循大西洋海岸直抵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最后是英国。最近一千年以来，地运聚结在欧洲。最近一百年以来，地运分为两股：一股往东而兴俄罗斯；一股横渡大西洋而兴美国。但这两股“运”最终从俄罗斯和美国汇集到中国：“十年以后，两运并交，于是中国之盛强，将甲于天下。”[121]
这段话写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的20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22年。也许像康有为的大多数奇特幻景那样，它似乎具有不可思议的预言性。
但是，不管有没有预言性，康有为的“运”的概念，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神秘莫测。他的“运”在实质上几乎是黑格尔式的。至少，“运”是某类精神中的一种，它像火炬一样在诸民族之间传递。可是，正如梁启超所描述的那样，“运”肯定不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精神，或许正是因为它只在一个民族衰落之后才将世界统治权的衣钵给予另外的民族。无论如何，康有为最初所指的“运”是一种穿行于民族世界的精神，与之相反，梁启超的新“运”似乎是早已预定的路线，世界民族——既是单独地又是集体地——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诸民族的集体运动有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在此，梁启超返回到康有为原先的三世说。首先，每个民族要沿着这条路线独自前进：从寡头政治到民主政体，从“酋长”到“无总统”。至少，每个存活下来的民族要遵循这一路线。梁启超还没有自我否定到要放弃自己新发现的信仰：适者生存或不适者可能无法生存。他关于所有民族的普遍之“运”的学说，可能仅仅意味着：如果一个民族生存下来的话，那么它肯定沿着一条路线发展（这种学说随即变成：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沿着这种路线发展）。民主是对幸存者的奖赏。然而，经历三世而发展出民族内部民主的政治进化，与那种通往各民族之间的民主的伟大进化并驾齐驱。以民族为其行动单位的世界自身就从多个统治者的时代发展到只有一个统治者的时代，最后通向没有统治者的时代。
下面这个极其不祥的事实令人感到忧虑：虽然单个国家已经遵循自己的正途前进，而且正接近其辉煌的第三期进化的起点，但整个世界还是相当落后的。它仍然处在起点，所以梁启超在文章的结尾只能感叹：“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大同”的预言以及《易经》的吉兆——见群龙无首吉，“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世界言之哉”[122]。
那就是为什么生存竞争仍然那么残酷而国家的强大仍然那么至关重要。如果进化是从多个统治者发展到一个统治者再到没有统治者，那么这个世界在通往“大同”的路上是否必须暂时屈从于某个征服者呢？种族国家是否最终要进行苦拼到底的战斗呢？梁启超在文章的开首即以这种幻景抚慰了读者的心灵：所有民族都和平地携手通往这个伟大的社会，虽然是以不同的速度。但是，这种幻景在下面这幅图景面前黯然失色：一个民族内部的民主仅仅意味着强大，对于这个民族而言，这种强大在一场无法避免的血腥竞争中是必要的，哪怕是为了获得一个生存的机会。
梁启超像严复那样把他的读者弃置在两种幻景（一种乐观，一种悲观）之间的令人不安的境地中，这两种幻景若即若离但仍然冲突不断。而且，梁启超不久就真的抛弃了他的读者。由于相信民主是强大之途，而教育是民主之途，梁启超决定在课堂教学上大展拳脚。因此，他接受了黄遵宪、熊希龄和谭嗣同的邀请出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当然，梁启超通过《时务报》比通过任何学堂能获得更多的学生，他有时还会继续为刊物撰稿，但他与同事汪康年发生了纠纷，与张之洞的关系就更为恶劣，因此，在1897年10月或11月，梁启超脱离杂志并离开了上海。他带着几分怒气前往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