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知与无知

湖南的维新派在两份主要刊物里发表他们的意见。一份是1897年4月创刊，每10天出版一期，共出版23期的杂志《湘学新报》；另一份是1898年2月或3月创刊，但只存在了3个月的日刊《湘报》。正是在这两份刊物里，人们可以最先观察到达尔文主义思想的逐渐涌现。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从中——比在《时务报》里更容易，而且肯定比在严复的著作里更容易——发现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对达尔文主义的科学理解是多么地贫乏。《湘学新报》和《湘报》证明了人们对西方“科学”的新的浓厚兴趣，“科学”（science）一词在那时仍然相当确切地用一个古老的儒家术语“格致”（格物致知）翻译出来，但《湘学新报》和《湘报》也证明了中国对普遍世界（自然世界和其他人们居住的世界）的极为惊人的无知。

许多来自湖南内地的杂志读者显然还是难以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是绕着太阳运转的，他们以现代的方式热切地写信给杂志社，希望自己的疑惑得到解答。一位读者问道：“地若圆转，人物岂不倒悬？地若旋转，东西岂不有时移易？”^[125]编辑们忙于收集他们能够搞到手的零零星星的西方知识——毫无疑问，大部分材料是摘自傅兰雅主持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翻译著作——他们孜孜不倦地传播自己对万有引力、大气以及地球运转的理解。一旦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他们通常都难以提供答案（这不足为奇），但在诸如地震、日蚀这些领域，他们相当成功地破除了过去的愚昧观念。^[126]

然而，矛盾的是，就“过去的愚昧观念”对近代科学思想的阻碍而言，它们在中国的阻碍程度很可能比不上它们曾经在西方的阻碍程度，这恰恰因为它们是基于更低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不存在对西方科学思想的科学的抵制。这里只有古典学者的抵制，他们可能被新的科学知识所冒犯，但他们几乎无法与科学家或僧侣相匹敌。(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很早以前所证明的，鉴于中国过去的集体经验，更准确地说，根据一种集体的科学心智，毛泽东的下述说法并不贴切：中国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127]虽然如此，某些中国人曾经掌握的大部分知识（例如，地球是圆的）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而更多的是没有传授下来。因此，当他们面对科学时，许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确实是一片空白。他们既没有科学偏见，也没有任何抵御这种偏见的方法。他们对西方科学的全然无知使他们对它如饥似渴而且死心塌地地信奉——无论它是什么。

因此，读者向湖南维新派杂志的编辑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无论它们在科学上多么具有挑战性，但它们在修辞上却毫无挑战性可言。几乎没有人问：“你怎么知道？”或者“这是谁说的？”人们宁可深信不疑地、天真地接受湖南维新派所标榜的近世专家提供的解释。“西方科学家言”成为一种权威的声音，它无疑是震耳欲聋的，但迄今为止还不可避免地缺乏批判力。而且，那种声音将会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莫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