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种族
无知、好奇以及对西方观点的无批判的信奉被不幸地带进中国人对异域民族的新兴趣之中。在《湘学新报》里，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对居住在遥远土地上的民族（例如中国几百年来都没见过的民族）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好奇心。但大部分能够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材料只是助长了种族偏见。
《湘学新报》刊登了两篇讨论外族的重要文章：《各国种类考》和《五洲风俗异同考》。[128]每篇文章都是一份大篇幅的引文汇编，这些引文摘录自能够获得的最好的资料，并依据国家和大洲进行编排，然后由编撰者加上评注。然而，这些筛选的资料表明中国人对知识是多么如饥似渴。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新近翻译的文章，以及李提摩太的原著，此外还有《创世记》的中译本，以及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这是近代中国人首次尝试撰写的西方地理学著作，此书在50年前就已经出版了。编撰者常常与引文中的各类个人观点进行争论，但他们没有向他们可怜的读者提供相关的帮助以便鉴别材料的相对可靠性。他们自己可能都是将信将疑。
然而，他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这项研究深信不疑。他们对其他国度的显而易见的新的好奇心，只有部分仍然是那种促使无数人阅读诸如《国家地理杂志》（The National Geographic）的好奇心；他们的好奇心还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目的。正如梁启超告诉《湘学新报》的读者，研究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为了“知强弱存亡之本。……唐太宗云：‘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余谓，合中西之古[以及两者以外的全部历史]以为鉴，其收效更何如矣。”[129]但是，“成败得失”现在意味着种族层面上的“存亡”。世界历史现在意味着种族进行生存竞争的历史，那些明眼人应该在这段历史中寻找生存的秘密。
达尔文主义正在为历史研究指定新的术语。如果梁启超这次没有承认达尔文是他的灵感和权威的源泉的话，那么《各国种类考》的作者“泙澼子”[130]则与此相反。他概括了严复在《原强》里对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介绍，以此引出自己的研究，这充分表明达尔文既启发他去关注种族而且告诉他去注意什么。
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达尔文迫使他去关注种族。他说，他读到严复的文章时，第一反应就是绝望地呼喊：“今之恤然可忧者，其种类乎，其种类乎。”[131]因为达尔文告诉他，种族可能会灭绝。“泙澼子”首先以严复对“自然的血爪红牙”（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的描绘来警醒他的读者，确保他们认识到生存斗争实际上比任何曾经出现过的单纯的殊死搏斗（tooth-and-claw）都更为危险莫测（隐喻上的巧合）[132]，因为即使是生活环境和气候的毫无恶意的变化都能够带来毁灭。他的证据是关于最近发现的史前鸟兽遗骸的新闻报道，这些怪物在西方主要对神学家造成心理恐惧，但在中国则作为灭绝的证据震惊了所有人，这种灭绝可能甚至会突然降临到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身上。(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毫不奇怪，“泙澼子”对世界种族的分析结论是：灭绝不会降临到中国人身上。在他让读者看证据之前，他以一系列类似打油诗的对称句式表达了这种确信。他说，世界有黄白红黑四大种族：“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萃，红黑散”[133]。
这种证据，正如他所给出的，看来确实证明了他的观点。《万国史记》宣称黑人是诺亚（Noah）之子罕（Ham）的后裔。[134]但是，尽管有这么尊贵的血统（只是被迦南[Canaan]的诅咒玷污了）[135]，他们的土地，非洲，根据《瀛寰志略》的说法，是“天时、地气、人物，在四大土中最为劣”[136]。显然，澳大利亚也好不到哪里去。《万国史记》认为澳大利亚土著“状似猕猴，视之马来细亚所见猩猩，更觉丑陋，才智亦不出其上”。对于这种看法，“泙澼子”爽快地补充道：“予之酒，一饮即醉，卧泥中如豕负涂。男役女若畜，怒辄杀之。此殆猩猩不如也。”[137]
但是，这种最该死的证据以及我们关于土著、目击证人和种族偏见的首个例子，都引用自薛福成的一份报告。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外国通”，他在1890年至1894年间出任驻英、法、意、比的中国公使。薛福成经由南部的道路往西进入欧洲，但是，如果他到达欧洲就立即显得圆滑变通的话，那么他对沿途所遇到的诸民族的评价肯定没有展示他的外交手腕。“余往见西贡、新嘉坡、锡兰岛，”他写道，“土民丑陋榛狉，无异鹿豕。即越南、缅甸、印度、巫来由（马来西亚）、阿剌伯各种之人，无不面目黝黑、短小粗犷。视中国人民之文秀，欧洲各种之白皙魁健者，奚翅霄壤。”[138]
在世界种族的序列里，中国人希望与白人而非“世界受压迫民族”或者“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想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如果有人声称他们所受的侵害已经足以向其他受害者施予丁点同情心的话，那么“泙澼子”和其余的多数人将给出现成的答复：“天不哀之，泙澼子且无暇哀（印度人或美洲印第安人）。”[139]他正在替中国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