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存斗争

“泙澼子”声言拥护博物学家达尔文，但这并没有使他相信人类的事情全都由自然决定。“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并非是可以袖手旁观的进程，人们不能满足于这种信念：最优秀的人类（或种族）将会胜出；相反，它是对行动的呼唤，对斗争的敦促。确实，严复对此短语的一种翻译是“争自存”，这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第一个达尔文主义口号，而且“泙澼子”也采用了这个口号，它是一种命令：“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

如果这是误译的话，那么它是达尔文的过失。因为他采用“斗争”（struggle）一词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但他忽略了这个问题。斗争在任何语言中都是意味着决心以及意志的强度，即使这种意志被称为本能。但达尔文，至少在《物种起源》里，从来没有将意志或决心作为生存斗争的一种决定性因素来研究。^[151]他不承认这种因素，而且他肯定没有描述过这种因素。相反，他愉快地描绘了一个斗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斗争的意志和生存的意志显然是一个常量（constant）。生存是属于“最适者”而非“更努力奋斗的生物”。譬如，最适宜生存的大象（跟过分劳累的长颈鹿换班了）不是那些通过“十足的决心”去伸长其鼻子的大象，而是那些恰巧拥有长鼻子的大象。归根到底，在真正的达尔文主义世界里，生存是运气问题。(https://www.daowen.com)

然而，19世纪末的中国人并不愿意去相信运气。那就是为什么诸如“泙澼子”那样的人宁可把达尔文的启示视为一种命令（无论这种命令多么恐怖），而非一种关于必然之事的公开声明。当然，反讽的是，薛福成的种族气候决定论（“泙澼子”当即就反对这种理论）实际上比“泙澼子”所谓的达尔文主义决心论（determinationism）更加符合达尔文的思想。尽管其理学形而上学富有异域色彩，但薛福成的体系至少是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受到气候——以及其他更加合乎自然的因素——眷顾的“受眷顾种族”，是那些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下来的物种。经过自然选择的分类，生活在寒带的种族最终获得了最适宜的“气”。或许这种看法对“泙澼子”具有吸引力，但他无法确定中国人的“气”是最佳的。因此，他最终为种族斗争留下了一场公开的竞赛，而他自我满足地以“达尔文的”词语劝诫他的国民去“争自存[集体的生存]”和“遗宜种”。^[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