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指望它
当我们把《湘学新报》和《湘报》作为整体来考察时，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一种压倒性的言论：在这些时期里，斗争是惟一的生存之道。而且，人们反复引用的权威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确，很少有人否认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即将到来，但这个时代显然还没有出现。当今世界是“[种族和国家]相争、相妒、相鱼肉之世界也。”[167]有些人认为“弱肉强食，今古所同。”[168]其他人认为那只是“三世”之第一世的状况。但他们急忙补充说：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国际法不足为信是因为西方人不可信。理由之一，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夫西人种族之辨别甚严。……彼自白其白，而黄吾黄也。是则腼腆如此。欲求西人之一视同仁、平权平等，亦万年必不可得之数矣。”[169]连最狂热的“大同”信奉者康有为也对西方人的公平心不抱幻想：“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他认为，中国迄今为止之所以平安无事，那是因为西方人忙于瓜分非洲，但瓜分现已完成了。[170]
西方人正长驱直入：“英人之逼我以售鸦片也，盖欲灭我种族之谋。”[171]“西人以商务倾人国。”[172]传教士是颠覆活动的经办人。[173]条约是将迄今为止的侵略合法化。最近的事实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对国际法的信赖：“中国一败于兵战，一败于条约。……彼强我弱故也。外人是以讲争自存之学。”[174]所以大多数人声称，中国在它能够要求平等之前必须真正地赢得平等：“能及人之等，乃能平等。”[175]“泙澼子”直白地说：“孟子之言曰：‘强为善。’达尔文之言曰：‘争自存。’”[176]
最后的那种观点是唐才常的观点，唐在短短的两年之后将成为武装反清而牺牲的第一位“维新派”。凭着达尔文的支持，唐才常在他为公法学会所写的题词中首先表明自己赞成斗争。他声称达尔文发表过关于斗争的见解，他认为这意味着“群”与“群”必须斗争，西方人对社会、种族、生物和进化的研究都是直接服务于这个目标的，他还认为通商传教、觅地殖民、科学探索以及技术发明都是为了“求自存于人物交战中者”。[177]这是合乎自然的，这是事物的状态。像虎哥（Hugo）和果鲁西亚士（Grotius）[原文如此][178]
这些人的梦想是伟大的梦想。它终有一天会实现的，但是，在当下，中国必须坚持毕永年所说的话：“争自存以为无争之起点。”[179](https://www.daowen.com)
那么人们必须为和平而战，为终止杀戮而杀戮，为平息斗争而斗争，对于革命派来说，这种观点将是不证自明的。因此，下面的做法是适宜的：我们应该首先在第一个转向革命的著名维新派唐才常的著作里，寻找这种观点的达尔文主义的中文表述。但唐才常本人还没有将革命斗争视为任何反抗帝制的胜利斗争的一个必要前提。唐才常和其他维新派依然希望政府通过自我变革而奋起斗争。
《湘学新报》和《湘报》里的其他大多数材料包括了对政府和所有忠君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实用建议，这些材料谈论的是中国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实际上可做的事情。有些建议确实相当激进。许多（可能极大多数）维新派认为政府至少应该开始自行转入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在现在看来是“最合适的政体”。然而，大多数的一般建议却不怎么激进：中国需要铁路来求生存[180]；中国需要贸易来求生存[181]；中国需要法律变革来求生存[182]；而且——反复提到的是——中国需要有才能的人来求生存，因此需要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183]
而“达尔文的”建议是：中国需要一个改良的种族。这是一个苛刻的要求，而且几乎没有具体的方案去指出怎样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虽然，我们应该看到，还是有一些具体方案的）。大多数人都能想到的第一个有益的步骤是废除缠足。然后应该提倡健身操，尤其是对于女性，最后，当妇女们都健康无恙，那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在繁殖数量上超过西方人！（“泰西人数日繁，而我国决不加增。……可不哀哉？”）[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