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儒教和我们都变得西化
谁能想到这种情况呢？达尔文是作为宗教的捍卫者被卷入到中国首场关于“宗教”的论争之中（当然，不是卷入到中国首场宗教论争之中）。[190]可是，就这场论争而言，他最终也激怒了孔子的保守的捍卫者们。康有为要求把儒家进行“宗教化”的说法使他们火冒三丈，而易鼐要求把“宗教”和种族进行西化的更为疯狂的说法使他们对之深恶痛绝。
易鼐要求全盘西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道家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方案。最适者并非最强者，而是适应性最强的人。最适者是拉封丹的芦苇。易鼐不是要求中国依赖于东风压倒西风。他认为中国应该顺从西风然后使自己适应西风，以便不会被吹倒。然而，易鼐为了使中国自行适应于新的世界环境而提供的最终方案，比后来任何“全盘西化”的20世纪方案都激进得多。因为他不仅要采用西历、西服和西律。他不仅要“屈尊以保尊”，更准确地说，他要建立君民共主之制。[191]为了中国的真正生存，他要中国去“通教合种”[192]。他想去改变儒家学说和中国人。
像叶德辉那样的坚定的保守分子憎恶易鼐，并断定“通教”是荒谬可笑的。基督教和儒教将会在中国共生共存。皇帝将会发布谕旨允许每个臣民自愿成为基督徒。真正博学多才的儒士将会废除不合理的教义，然后借用新的教义来填补缺陷，从而“修正”儒教。儒教和基督教将会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合而为一。[193]
如果这种折中的信仰看来是对正统的一种亵渎的话，那么“合种”看来肯定会令人作呕。合种的意思就是“黄人与白人互婚也”。易鼐认为中国必须“合种以留种”。当然，他认识到许多人会惊恐万状地问道：“尔欲将清白之苗裔潜移，膻臊之种类日盛？”[194]但他早就有现成的答案：
是说也，腐儒之所诫，俗士之所嗤，海内识时君子之所未道。……留种之计，莫如以诸王郡主宗室县主，下嫁于俄、德、法列邦之世子；王公台吉贝勒贝子，复广娶列国之公主郡主。并下一令曰：上自官绅，下逮庶民，愿嫁女于泰西各国者听，愿娶妇于泰西各国者听。国家联姻，尤贵择西人之有智力者。……此所谓“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也”。且同类相合，其生不繁。同姓为婚，古垂厉禁。西人亦谓：以血脉相通之人，配合夫妇，生子多癫痫。中国禁中表为婚，亦是此意。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195]
中国人的血统应该改良，改良才能生存。(https://www.daowen.com)
一个人无须变得“保守”就可以发现这种观念是荒诞的。这种认为白种人或任何其他种族能够对已经包括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实施任何重大转变（暂不考虑那些残暴的手段）的观点所特有的荒谬性，对于防止大多数人一本正经地接受这种建议应该是绰绰有余的。而且，易鼐的建议简直就是侮辱。有些人乐意严肃地看待这种观点的做法，因而比叶德辉拒绝这样做更加令人吃惊。连学问渊博的人们都会认真思考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即中国人的血应该和白人的血融合起来以求生存。这个事实证明这种观点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它同样证明“达尔文的世界”看起来可以多么恐怖。
然而，叶德辉——一个极其自尊的中国人——首次听到易鼐的方案时，他甚至懒得去生气。他说道，当易鼐的文章首次发表时，“同邑（长沙）之士群起而攻之”。一些更为忧心的人们急匆匆地将易鼐的合种说告诉叶德辉时，他立即平息了他们的恐慌：“鄙人告以……合种一说，譬如鸡骛同埘，不相雌雄；犬豕共途，不相牝牡。人性灵于鸟兽，此言亦不足为厉阶。闻者乃一笑而起。鄙人可谓谈笑而却兵戎矣。”[196]
然而，当皇帝开始对康有为和梁启超言听计从的时候，对于叶德辉而言，谈笑风生的场面荡然无存了。在蔑视易鼐的同时，叶德辉还在文章和意见书中疯狂攻击“合种”说与“通教”说，他认为这两种学说是康梁实施以华变夷之险恶阴谋的组成部分。他说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这种疯狂的幻觉的迷惑：他们认为通过出卖肉体和灵魂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实现“自强”。叶德辉把“合种以保种”的口号视为一种逻辑谬论并非没有道理。
叶德辉将这种观念归罪于“康梁”也许并非有失公正。当《大同书》最终在1935年出版的时候，它表明康有为确实比易鼐更加期望把中国人变白。他在“去级界平民族”这个部分里写道：
于全世界中，银色之人种横绝地球，而金色之人种尤居多数，是黄白二物据有全世界。白种之强固居优胜，而黄种之多而且智，只有合同而化，亦万无可灭之理。吾见吾国人久游英、澳，或在国中而精选饮食，能采西法之良而养生者，‘颜如渥丹’，与欧人同。凡日食用煎牛肉半生熟、血尚红滴者，行之数月，面即如涂脂矣。若多行太阳之中，挹受日光，游居通风之地，吸受空气，加以二三代合种之传，稍移南人于北地，更易山人于江滨，不过百年，黄种之人，皆渐成白色。加以通种，自能化合，故不待大同之成，黄人已尽变为白人矣。[197]这段话过分理解了“无力胜之则从之”（if you can’t lick ’em，join ’em）的告诫——叶德辉声言“合种保种之说，几若数千百万中国之赤子无一可以留种者，岂非瘈犬狂吠乎？”[198]这种想法可能是疯狂的，而它和“通教”说结合在一起甚至比改制、平等和民权的学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常因此而受到攻击）更加有害。[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