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邪说
我们不清楚梁启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多长时间里分享了他老师把中国人变白的希望。或许，梁启超向他的学生指出未来的潮流来自西方的时候，他确实像叶德辉所说的那样，唆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欲弃其父母清白之身而甘合于白种者矣”[200]。但他没有留下任何类似于康有为或易鼐所论主题的文章。在湖南执教之前、期间和之后，梁启超都在文章里写过，就人种而言，中国人与白人毫无二致，所以，如果他曾经相信合种以保种的必要性，那么这种相信肯定只是暂时的。
然而，梁启超是主张另一种学说的“祸首”，这种学说在叶德辉看来甚至更加接近于康梁“异端邪说”的核心，正如叶德辉所描述的，这种学说认为“进种改良而后有性善”。[201]梁启超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直接将这种思想与西方的进化学说联系起来，虽然他相信孔子最先领悟到这种思想。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文本支撑的观点里，梁启超声称孔子曾经说过（或者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人性是由恶向善恶并存再向善演进或进化的，这与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发展完全合拍。进化学说已经证实了孔子的教诲。西方人正在开展改良种族的研究，而且，当这种研究取得成果之后，孔子的预言将会实现。[202]
叶德辉完全不为梁启超的儒家“学识”所动，他看来是首批认识到此事实的人之一：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进化学说至少对儒家信仰里的正统的孟子学派的核心有着一种潜在的致命打击。梁启超选择在一篇特意重新阐释孟子的文章里提出人性不断趋向于善的“儒家”学说，这个事实仅仅表明，他可能更早以前就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上，孟子从来没有暗示过人性能够演进。孟子的观点是：人性——已经——本善，更准确地说，人性在自身内部已经具备了使自身趋向于善的充分潜能。这种潜能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已经充盈在所有人的身上[203]——而且孔孟的所有道德律令都依赖于这种潜能。叶德辉无法相信人类正在一场毫无希望的障碍赛（handicap）中挣扎，他无法相信世界和平的儒家梦想从孔子之日起到现在都是海市蜃楼，他无法相信直至人类彻底地改变自我之前，这种梦想仍然是妄想。他相信孔子的教诲：善在往昔总是近在咫尺[204]，而且现在依然近在咫尺，只要人们能够领悟到它。善近在咫尺，秩序也近在咫尺。我们无须焦急地等待进化。
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进化论显然挑战了儒家正典，就像它挑战《圣经》那样。因此，有儒士站出来捍卫他们的正典就不足为奇了。
叶德辉并非牧师。但是，作为一名主要是自封的“翼教者”，他对那种关于人性之不完善的进化观念感到深深的憎恶，这种憎恶情绪在中文语义最接近于odium theologicum（神学憎恶）这个词汇，正如威尔伯福斯主教那样的西方人在初次面对进化论时也产生过同样的憎恶。真的极其巧合，叶德辉以威尔伯福斯主教曾经反问赫胥黎的相同问题来质问梁启超：“进种改良而后有性善之教，吾不知梁启超果谁氏之种？何物之性？”[205]
通过在其辱骂中将天性和血统联系起来，叶德辉最终给出证据，证明这种进化的（和革命的）观念——即，人类的祖宗是动物——终究会冒犯儒家思想（或感情），正如它会冒犯基督教思想或感情那样。任何儒家学者，正如我们所见，能够毫不迟疑地承认人类“在原则上”与万物之最下者相联系（恰如任何基督徒都会承认，人类通过那双创造出他们的手与一切生物联系起来），但人们需要极大的沉着冷静才能去承认人类与禽兽在血缘上是相关联的。叶德辉显然担心这种认可将会抹杀人类与禽兽之间的差异，并将人类引向兽行。[206]毕竟，孟子曾经讲过，虽然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区别微不足道，但它说到底还是大不相同的。君子保留这种差异；庶民则弃之不顾。[207]叶德辉说，梁启超已经丧失了这种差异：“孟子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梁氏者，殆逸居而有教亦近于禽兽者耶。”[208]至于康有为则“如作者之无性，是草木之不若也，又奚足与禽兽为伍哉”[209]。
孟子本人想起人类拥有动物祖先时应该并不像叶德辉那么心烦意乱，因为孟子从一开始就承认人类是一个混合体，既有诸多兽欲又有仁慈之心。孟子关心的是人类的性情，而非人类怎样被创造出来。人类天性中绝无仅有的善是进化之中或进化之外的神秘之物，但它确实存在，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人类家丑能够否定这种善。因为证据不在于人类的祖先，而在于人类本身。
进化论本来不会摧毁孟子对天性善良的人类的信念，它大概也不会摧毁孟子对人类完整性（completeness）的信念，更确切地说，是对人类具有实现完整性的充分潜能的信念，因为，严格来说，每个不断演进的“生物”自身都是完整的。如果别的东西是由它进化而来的，那么它就是别的什么东西了。
因此，叶德辉对这种进化思想的敌视并非完全合理的。但他没有方法去充分理解进化论，以便对进化论向他的儒教进行的表面挑战作出真正理性的评价。他惟一的信息来源是梁启超。梁启超自己对进化论的理解充其量是一知半解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叶德辉对进化论（他所理解的进化论）的敌意，视为他对梁启超及其维新学说的政治憎恶的重要部分而对此置之不理。进化论，梁启超所介绍的进化论，是难以领悟的。
作为例子，看看这则关于人类的动物祖先的“证据”，这是叶德辉摘引自梁启超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所写的评语：(https://www.daowen.com)
汉世武梁祠堂画像所画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兽身，盖古来相传实有证据也，《山海经》言绝非荒谬。董子引古语云：‘人当知自贵于万物’。可知古时，人与物相去之率，本不甚远。若至今日，则谁不知己身之贵于物者，而更待圣人之丁宁告诫耶？西人古书屡出告令禁人与兽交，然则古时之人于兽交者必甚多矣。[210]
在研究所多玛城（Sodom）和蛾摩拉城（Gomorrah）[211]的社会风俗中，这可能是非常精妙的论据，但就说服无神论者相信进化真理而言，这是一种毫无裨益的开篇手法。如果在人们看来，这样的观点与“合种以保种”的诫令不相上下的话，那么中国人的纯粹性似乎立即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困扰——而且都是以达尔文的名义。既然这样，就难怪像叶德辉那样高傲的中国人会轻蔑地怒吼：“此辈愿为《山海经》中之人，何苦率黄种而尽为兽种乎？”[212]威尔伯福斯主教应该会表示：“同意！”
然而，讽刺的是，在这场关于儒教的宗教争论之中——威尔伯福斯主教当然不可能赞同叶德辉——叶德辉自己成了富有感染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修辞的俘虏，即使他常常谴责各种现代思想（modernisms），正如他所认为的，湖南的维新派正以这些现代思想玷污皇帝的中国性。[213]他察觉到世界宗教之间的一场竞争。但他坚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殆彼苍默知有今日之时局，而先以战国造其端。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西人之言曰‘争自存’，理固然也”[214]。
叶德辉坚信儒教将在那场竞争中胜出，因为儒教是最优秀的。叶德辉暂时忘记了自己与西方科学的争吵，他沉迷于这个事实，即，在西方诸国，“其国之言格致学者，又往往与两教[新教与天主教]相抵牾。此实彼教之隐忧，而孔氏之先路矣。”[215]因此他会反对那些试图通过使儒教西化来保存儒教的人们。“孔不必悲，教不必保。”[216]儒教能在最后自然而然地胜出。在宗教问题上，叶德辉相信适者生存。
所以，达尔文的语言确实渗透到维新派所谓的反动言辞之中。张之洞——梁启超把他和叶德辉视为维新运动两大智性死敌——偶然也会谈到生存竞争。他甚至将欧洲的富强归因于欧洲诸国之间为生存需要而展开的激烈斗争[217]，虽然他没有进而得出这个结论：作为普遍法则，竞争因而是有益的。当然，张之洞和梁启超都希望中国做好准备与西方进行众所周知的无可避免的斗争，而且，假如张之洞没有考虑到康有为和梁启超扬言要走得更远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接受梁启超那些使中国强大起来的达尔文主义规劝。
然而，不幸的是，其他人正在中国内部进行生存斗争，对于这些人而言，梁启超的规劝看上去就跟西方人的武器一样有害。慈禧太后已经在为她的王朝和她的国家进行生存斗争。而且她也为自己的生存进行着同样激烈的斗争。年轻的光绪皇帝能够完全为了他的国家和他的王位而接受康梁的改革方案，但是他的养母，慈禧太后，由于发现革命的不祥之兆而拒不接受这些改革方案。而且，凭着直觉意识到这是一场应该会给蒙古虎带来荣耀的生存斗争，“老佛爷”在最后时刻突然发作——维新运动被扑灭了。她这个最不适合去拯救中国的人赢得了最后一场战役。
然而，她输了整场战争。通过镇压维新派，她实际上确保了革命派的最终胜利。但她至少已经为自己悲惨的晚年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帝国权力。
她同样终结了查尔斯·达尔文参加的首场中国运动。她不是为了扑灭达尔文主义的异端邪说而突然镇压康有为和梁启超。她也不是为了安抚那些像叶德辉之类的怒气冲冲的儒士而这样做，虽然认识到他们的愤怒就必然会增加她的信心，而且可以以此来衡量自己在政变中的胜算。最有可能的是，她甚至没有想起达尔文的名字。可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这个名字将会以一种更为骇人听闻的形式重新出现，并不断地纠缠着她直至她寿终正寝。
达尔文的最引人注目的拥护者，梁启超，带着达尔文的旗帜潜逃到日本。然而，一旦到达那里，达尔文的旗帜就被撕成两半。革命派声称达尔文属于他们。他们还在自己的小册子里把达尔文作为他们的代表送回中国。慈禧太后没有存心要攻击达尔文，但是达尔文会攻击她。通过革命派的口，达尔文将会喊出，或者被迫喊出：“你和你的种族都不适宜生存。你们将会被自然选择消灭。进化将会把你们清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