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的“圣经”

更新于 2026年10月12日 版权声明
第五章 艰难时世的“圣经”

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出现的阴郁沉寂之中,多愁善感的中国人静静地阅读严复的《天演论》——这是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译本,这个译本最终在大起大落的1898年印行全中国。气馁的人们在这本书里为希望找到了新的理由;自满的人们最终为其所关心的事情找到充分的理由。有些人,唉,找到了绝望的理由。见多识广且头脑冷静的成熟稳重的人们——这本书正是为他们而写的——通读全书,他们至少对书中典雅的文言表示钦佩;学童通读了这本并非特意为他们而写的书,他们费劲去克服书中难懂而华丽的古文,急于辨认里面所描述的激动人心的(即使有几分骇人的)新世界景观。两代人都在同一本书中为那时萦绕着每位沮丧的爱国者心头的问题寻找答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本书所激发的直接的个人兴奋被这两代人的回忆录所记载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胡适所写的回忆录。但胡适的回忆文章也许过于有名了,因为它们欺骗了许多人,使他们认为他在1905年或1906年对《天演论》的发现标志着此书影响的开端。[218]因此,我们在这里最好就是引用比胡适年长十岁的另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回忆文章,鲁迅详细地记载了他读到刚刚出版的《天演论》的情形,那时他是南京一所“西式学堂”的17岁学生: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整。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219]

他还偶遇了鄂谟(荷马)、罕木勒特(哈姆雷特)、汗德(康德)以及休蒙(Hume,休谟)、狭斯丕尔(莎士比亚)、德黎(Thales,泰利斯)、希克罗(Haeckel,海克尔)、约伯(Job)、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朴伯(Alexander Pope,蒲伯)、什匿克宗(cynics)、图德(Tudors,都铎)、青明子(chimpanzees,黑猩猩)、生学(生物学)、名学(逻辑学)、涅菩剌斯(星云)和涅伏(神经)[220]——他突然遇见了整个新世界。

赫胥黎声称“宇宙自然界不是美德的学校”,他还抨击“我们时代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简而言之,就是驳斥“生存的斗争学说”。[221]因此,他不仅介绍了达尔文和进化学说,而且介绍了来自希腊哲学以及印度哲学,来自西方科学和文学,来自西方历史和宗教的著名人物与思想。在严复的帮助之下,他使中国人发现了西方知识史的整个令人期待的领域。通过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观察自然领域,他还使中国人发现了自然历史的整个广阔领域。因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以博物学家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当那些像鲁迅一样的人们和赫胥黎一起通过他的窗户去眺望英格兰的田野时,他们简直将自然当做素未谋面一样——并且为之激动不已。(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天演论》旋即在许多方面让人感到振奋。它不仅仅是作为一幅未来的政治地图或指南,又或者某种看来可以澄清世界混乱的东西而激动人心。它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对迫在眉睫的厄运进行预言的达尔文主义的可怕警告而激动人心,或者,至少作为一种对中国政治困境的“自然状态”的绝望反抗而激动人心。它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关于进步的达尔文主义承诺而激动人心。因为这些思考足以超出中国的范围,它是在科学层面上和哲学层面上令人激动不已。

对大多数人来说,《天演论》意味着许多东西,尤其是因为它里面表达了如此之多的相互抵牾的观点。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同时,赫胥黎——在反驳那些观点之前——相当慷慨大度地阐述了他的对手的许多观点。而严复在按语里也提供了他本人以及斯宾塞的一些观点。因此,除了少数达尔文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口号——这些口号一旦被翻译过来,就证明它们自身拥有一种极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生命力——的最初来源以外,谈论《天演论》的“影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种影响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而且要去判断谁的影响最重要也并非易事。

如果,正如史华兹所强调的,《天演论》实际上不仅仅是作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本,而且还是作为赫胥黎与严复之间的持续争论而出版的,如果它确实是“由两部著作组成——对赫胥黎的演讲的一种意译,以及为反驳赫胥黎而对斯宾塞的主要观点进行的一种阐述”[222]——那么谁赢了呢?严复的读者相信谁:赫胥黎还是斯宾塞?赫胥黎还是严复?当然,人们可以在20世纪最初20年间各种讨论革命、政治、社会和哲学的论战文章对《天演论》的大量引用中找到答案。但是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探究赫胥黎、斯宾塞和严复之间的意见分歧的程度,而且搁置我们对其他人对于《天演论》所感到的振奋的考察,直至我们探究出严复本人对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振奋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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