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乐观主义
因此，严复同意赫胥黎的以下观点：“不受约束的自行其是的天性”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而且孩子“从长长的人类、半人类和禽兽祖宗的谱系中所获得的遗传（原罪学说的真正起源）”——尽管这种遗传曾经是“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如今已成为“毁灭社会的真正动力，假如任其在社会内部自由发展的话”。[236]严复也坚决赞同赫胥黎对此观点的直接限定：如果矫枉过正的话，那种对自行其是进行约束的道德力量同样会导致社会的毁灭；美德可能导致自取灭亡；如果群体的成员变得过分无私，他们甚至会拒绝为他们的共同自我去抵抗侵略者；完全根据黄金戒律（Golden Rule）[237]行事是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生存的，不管这种戒律是属于基督教的还是属于儒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38]）。因为，赫胥黎悲叹道：“假若园丁对待杂草、蛞蝓、小鸟和擅自闯入者的态度，就像他自己处在这四者的位置上而希望获得的待遇那样，那么这块园地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239]
令严复非常满意的是，赫胥黎因此抵制了一种实践哲学，这是最著名的基督教箴言（当然，令严复更为满意的是，赫胥黎已经抵制了基督教神学）。[240]赫胥黎还抵制了佛教（再次得到严复的赞赏），因为佛教“完全抛弃了那种作为宇宙进程之本质的自行其是”。[241]尽管他的著作主要是恳求人们在自身内部发动一场针对这种自行其是的战斗，而且视之为有益的战斗，但他最终还是承认，没有某种程度的自行其是，人们根本无法生存。
严复对此完全赞同。他所不认同的只是赫胥黎的情绪。因为赫胥黎显然——虽然不合理，假如只有天性因此而受谴责的话——被这种事实弄得悲观消沉，甚至恼怒。他似乎认为人们在进化的推动之下不得不生活在无可避免的不完善的世界里，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只是在他们的自私自利里添加了一定程度的无私。赫胥黎把无私与自私这两种“生活必需品”看成无法消除的矛盾，他不乐意仅仅按照毛泽东的方式去承认这种矛盾是“完全合乎自然的”。他不相信人们能够不偏不倚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他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穿越矛盾而通向完善的中间路线，无论这要耗费多少时间。
赫胥黎没有发现任何对于完善的承诺。“我们也知道近世的猜测性乐观主义，”赫胥黎写道，“在宣扬物种的可完善性、和平统治和狮子转变为羔羊的情景；但是人们已不像40年前那样听到许多有关这些乐观主义的说法了；的确，我想象得出，此种乐观主义出现在健康富有的人群中的机会必定高于它出现在学者圈子里的机会。”[242]“人们指望获得无忧无虑的幸福，或者获得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也堪称完美的状态。在我看来，这些都像曾经在可怜的人类的眼前一闪而过的幻觉那样具有迷惑性，而且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幻觉了。”[243]
达尔文已经不再使赫胥黎感到振奋了。赫胥黎写道：“进化学说并不能促进人们对千年盛世的展望。”[244]他对原罪的全新的达尔文主义解释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人类天性的圣经式评价——他也没找到什么理由去相信进化即将转变那种天性。赫胥黎写道：“只要世界存在下去，伦理本性恐怕必须认真对付一个顽强的敌人。”[245]他简直就是说，直至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撒旦将会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
我们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某些严复绝对不会认同的东西。赫胥黎的悲观情绪以及他对“宇宙进程”的深深厌恶与严复的达尔文主义、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格格不入。它们的确伤害了严复“深深的宗教气质”[246]。严复，就像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知识分子那样，既有儒家的一面，又有道家的一面，他现在还具有了达尔文主义的一面。但是，这些因素远没有将他撕裂开来，而是在他的思想里恰到好处地相互补充，因而人类困境的方方面面突然聚集到他的头脑之中，从而使他得以“充分地”理解那些矛盾。在他看来，那些矛盾毫无必要地造成了赫胥黎的苦恼。
严复深深地信奉可完善性。他从达尔文那里听到的最初的启示之一是：进化正在努力通向（我们的）完善。他在《天演论》的首条评注里写道：“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247]严复早已信奉“道”的神秘力量，这种“道”既是万物永恒的维系者（sustainer），又是万物的转变者（changer）（相当容易与斯宾塞的“不可思议之物”混同）。从这里可以轻易地跳到这种信念，即“道”不仅仅是循环性变化背后的永恒动力，而且是进步性变化（“进化”）背后的永恒动力。正如严复在《天演论》的开篇段落里翻译的赫胥黎的一句话：“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248]
所以，道家学说有助于解释进化的神秘力量。但正是儒家学说使这种力量“社会化”。变动不居的“道”不仅仅推进我们的物种，还推进我们的社会。儒家总是声称人们能够生活在和谐安宁之中，他们声称在圣人治下曾经出现井然的秩序，他们还声称这种局面能够再次出现。现在，严复的儒教一面可以洋洋得意地高呼：达尔文和斯宾塞已经证明，“道”此时此刻正不可逆转地把我们的社会带到那种和谐之中。
严复把赫胥黎嘲笑“近世的猜测性乐观主义”的那一章评价成：“此为最下”。[249]这种评价没什么好奇怪的。他接着引用了一大段斯宾塞的论点来支持这种理论：井然的秩序是可以实现的。[250]这种做法也无须奇怪。无疑，严复思想中的道家因素再次浮现，这次使他不得不承认以下说法是狂妄自大的，即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不可思议之物的目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在其“谨慎的”结论里展示自己的信念：“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251]
凭着这种信念，严复就不会对赫胥黎的下述观点感到沮丧：黄金戒律不会在我们的世界里发挥效用，或者，自私与无私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严复对“最终完善”的信念使他容易去接受这种沿途的缺陷，同样，儒家古老的中庸学说也促成了严复的这种信念，因为中庸之道总是承认和接受其以外的缺陷的存在。
严复在下面这条评注里无意中忽视了赫胥黎因黄金戒律的“失效”而感到的苦恼：无论在其西方或者东方的表现形式中，黄金戒律“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252]而他能够去相信这种理想是切实可行的代用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儒家信念，即通情达理之人完全可以实行中庸之道。凡事皆可中正平和，恰到好处。人们可以充分享受自由而不任性妄为。人们可以利己自营而不自私自利。一句西方口号再次与儒家精神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一定程度的自私和任性是必要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只要人们追求“西人[所]谓……‘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德必不背也。”[253]那就是无可厚非的。开明自营是恰如其分。它是中庸之道。
同样，严复也不会因为赫胥黎那种关于原罪的达尔文主义证据而感到沮丧。因为严复再次得到两千年来儒家现世乐观主义的保护。当然，赫胥黎曾经得到两千年来的犹太教基督教来世乐观主义的保护，但那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而赫胥黎认为达尔文已经证明这种信仰是虚妄的。更糟糕的是，不同于他那些思想单纯的同时代人，由于某种原因，可怜的赫胥黎发现不可能使犹太教基督教乐观主义世俗化，也不可能在进化之中找到人间天堂的承诺。结果，在他失去对自然救赎之可能性的圣经信仰的很久以后，他实际上被一种对人性进行圣经式评价的观点所俘获。
对于严复而言，问题则有所不同。各门各派的出色儒士总是相信“道”大行于天下的可能性。而且他们相信——不管他们怎样看待人类的本性——人类的可完善性，至少是多数人的可完善性。与“原罪学说的真正起源”的任何冲突也无法动摇这种信念，至少对于荀子学派的儒士而言是这样，因为连荀子也相信——正如孟子那么强烈地相信——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圣人。[254]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地完善自己或者超越自己，从而可以战胜自己原初的邪恶天性。原罪并非悲观失望的理由。
就荀子与孟子之间关于性本善的经典争论而言，严复肯定更为倾向于荀子而非孟子的观点。确实，他认为荀子在指出我们是性本恶时“诚为过当”[255]，但他只是不同意荀子作出这种价值判断的逻辑正确性，而非反对荀子关于人性的基本描述。他似乎相信，“善”“恶”观念本身并非原来就有的，因而无法明确地指出何为善恶。[256]而且，他似乎毫无顾虑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即人们最初的天性是自私自利的。严复可能会认为，我们的社会本能，那些偶尔的些许无私（孟子视之为我们原初的和潜在的善的证据），是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在稍后发展出来的。所以，进化学说似乎解决了或者至少是终结了这场争论。荀子可能在一开始就更加接近于真理，然而，就连他也注意到，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正是人类“合群”或“社会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证明了孟子所说的不断进化的天性注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然而，正如我们在叶德辉那里所见到的，这种达尔文主义儒家学说受到所有正统孟子学派的儒士的憎恶，而这并不仅仅因为它否定了性本善的正统教义。严复对儒家乐观主义的微妙的（即使是无意识的）改动——从信仰个体的可完善性改而信仰人类的可完善性，从信仰社会正常秩序的长期可能性改而信仰社会正常秩序的根本必然性，从信仰人们潜在的善良本性改而信仰人类最终的善良本性——实际上否定了儒家信仰的最初承诺。因为人类在未来的必然胜利从逻辑上排除了任何个体的当下胜利，也许少数“超人”或者“高等”人类属于例外。大多数人的天性还够不上善。(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严复一如既往地忽视了这一点。他对中国的困境念念不忘，以致他无法把个别的人类困境看做是个体的困境。结果，他无法体会赫胥黎这个隐晦的问题所具有的悲怆感：“身为没有获得救赎承诺的罪人，我们应该怎样生存呢？”但他能够领会答案的精神主旨。他能够深深地佩服赫胥黎为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决心，正如他会责怪（也许是怜悯）赫胥黎无法看到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完美。他会发现，赫胥黎具有那种据说是专属于孔子本人的精神。赫胥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257]的人。严复惟一反对的是那种使赫胥黎无法看见他自己可能会获得成功的“毫无必要的”悲观主义。
严复显然被这些摘自丁尼生（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的诗句所深深打动，赫胥黎正是以这些诗句来结束他的发言：
也许漩涡将把我们吞没，
也许我们将到达幸福的岛屿，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还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工作有待完成。[258]
严复将丁尼生的诗句翻译成类似《诗经》的诗行，他实际上使它们毋庸赘言地充当了《天演论》的恰当结尾：
挂帆沧海，风波茫茫。
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二者何择？将然未然。
时乎时乎！吾奋吾力。
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他只在这首诗的后面加上了一行话：“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259]
正是这种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行动、拼搏的决心最终使严复与赫胥黎联手——反对赫伯特·斯宾塞的异议。在某种意义上，严复与赫胥黎可能仍然在他们的决心里分道扬镳。可以肯定，在他们当前的梦想里，彼此都有着自己最心仪的世界，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美好的英格兰，严复则梦想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赫胥黎梦想一个更加仁慈的社会，严复则梦想一个更加团结的——并且，因此而更加尚武的——“社会有机体”，但在哲学层面上，他们仍然同意这个观点，即人类行动将会决定成败，或者他们至少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没有人类行动，人类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