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梁启超

虽然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学者们和学生们仍在阅读《天演论》，但“变法”的口号在政治思想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开始败于“革命”这个词。“革命”在20世纪最初十年间成为主宰中国修辞的词语；它现在仍然如此。无论这个词多么暧昧不明，它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词语。

然而，直至1903年年中，在中国极大地促进革命的人并非孙中山或者任何别的革命家，而是维新派的中坚，梁启超。一方面，在1903年6月著名的《苏报》案发生之前，以及稍稍早于邹容的《革命军》和激进刊物《浙江潮》、《江苏》出版之前，梁启超实际上使中国的读书界专属于他本人。他的新杂志《清议报》（1898年12月至1901年12月）及其后继者《新民丛报》（1902年2月至1907年11月）——在日本出版并通过条约口岸走私回中国——是阅读的材料。但梁启超是政治流亡者，是受到悬赏通缉的“造反分子”，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愤怒，他对满洲人的妾氏，现在的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因为慈禧摧毁了他的维新梦并屠杀了他的同志。因此，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著作比从前更为激进和更加富有煽动性。这些著作几乎是革命性的。梁启超甚至开始使用“革命”这个术语，他是把它作为一个有益的词来使用的。确实，即使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交锋的时期，在他成为孙中山最雄辩的对手之后，他仍然能够在自己的心目中把“革命”定义为一个有益的词。^[1]

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与孙中山以及“革命派”所说的革命实际上是从不相同的，但梁启超提倡了许多观点——孙中山、“革命派”以及其他人认为这些观点既使他们那类革命成为必要，同时又证明他们那类革命是正当的，梁启超对他们的事业的援助达到了这种程度。可是，极其反讽的是，比起他对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的贡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一种更为深广的革命的贡献。确实，他最大的贡献也许仅仅是推广了革命这个术语本身。因为梁启超是在中国将此术语从政治领域推广到社会、文化、知识、哲学乃至心理学领域去的首批人之一。在五四运动发端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梁启超就已经谈到有必要开展一场“文学革命”和一场“文字革命”。梁启超没有声称自己创造了所有这类术语，但他宣传了这些术语：“学术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他倡导风俗革命、诗歌革命、产业革命、史学革命、经济学革命和音乐界革命。^[2]他实际上在呼吁一场“精神革命”^[3]。(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比任何个人都更能引领知识潮流，这些知识潮流不仅引发了五四运动，而且引发了“文化大革命”。梁启超比任何个人都更能发起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抨击，这种抨击确实导致了革命性的转变。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提到的许多革命可以分为三大类：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精神”革命。当然，他真正所想的东西是不断变化的，错综复杂的。但是，就我们当前的论述而言，有一个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这三类革命，梁启超比任何个人都更加频繁地呼唤查尔斯·达尔文的有力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