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族革命
梁启超不久就作为孙中山发动的反满革命的智性劲敌而名声大振。但在1898年最后的日子里，梁启超在他流亡期间刊行的首份杂志《清议报》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比孙中山这些革命派写过的任何反满文章都更为激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题为《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的文章是梁启超收在《变法通议》这个著名标题之下的最后一篇论文，梁启超在两年前创办的《时务报》中就使用过《变法通议》这个题名。《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不知不觉地向孙中山这些革命派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全新的革命理据。
梁启超的论点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传统律法赋予满洲人的特权和统治权力应该被取消。然而，他将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对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自然法则”的一种全新的危险应用之上：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于今日，凡数万年。……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始焉物与物争，继焉人与物争，终焉人与人争；始焉蛮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继焉文明之人与蛮野之人争，终焉文明之人与文明之人争。茫茫后顾，未始有极。呜呼！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无如之何者也。……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所朘削。日侵月蚀，日澌月灭，以至于尽，而世界中遂无复此种族。[4]
表面上，这种观点毫不新奇。从三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梁启超和严复都曾经试图用达尔文对存在着残酷的种族斗争的民族世界的描述来迫使中国人采取行动。但在这段话里，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所讨论的种族不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不是中国人与邪恶的欧洲人，而是汉族人与满族人，而且梁启超对他——以及自然——所支持的种族毫不怀疑：“今夫满人与汉人，孰为优种，孰为劣种，不待知者而决矣。”[5]
因此，梁启超而非孙中山首先转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以此来抨击满洲人。梁启超率先唤醒了一场潜在的达尔文主义竞争的幽灵，这场竞争不仅发生在中央王国之外，而且发生在其内部。可怜的梁启超——他将会耗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热切地主张渐进的、平和的变革——把最初的关于内部斗争的伪科学理据带进中国。在许多人眼中，这种理据会被用来证明共和派、军阀、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发动的革命和内战的正当性；战争，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同样被达尔文证明是“正当的”，这些战争将在未来的50年间给中国带来灾难。
梁启超不是在鼓吹一场反满战争。他尝试与孙中山这些革命派联合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6]甚至在这篇怒气冲冲的文章中，他也拒绝诉诸战争。他希望满洲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愿退居虚位（要不就是真正退位）。但那些更为稚嫩和（或）更为性急的人们很容易会草率地作出结论：由于得到达尔文的鼎力支持，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强迫满洲人退居虚位，或者消灭他们。
麻烦的是，梁启超希望满洲人退位的理由在革命家看来恰恰是铲除满州人的绝好理由——而且是达尔文主义的理由。梁启超决没有忘记中国人与白种人的生死斗争。他之所以反满是因为满洲人在那场斗争中正妨碍着和危害着中国。满洲人正在压制汉族人，而汉族人牵系着整个黄种人的命运。[7]梁启超将诸如满洲人的劣等民族统治汉族人的这种令人尴尬和不自然的情况，解释为肌肉压倒头脑的17世纪胜利的不幸结果。梁启超认为，这样的胜利在生存竞争中触目可见，但它们只是暂时性的。归根结底，最终的胜利将属于有才智的民族。这就是为什么满洲人完全不适宜与白人展开竞争的原因：“况如今之满人者，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8]他们惟一的希望是与汉族人共赴患难，只有汉族人能够将他们从欧洲人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只有当满洲人不再从中作梗，只有当满洲人取消他们的特权并允许汉族人用他们的高超智慧来组织一场民族变革和民族抵抗，那么汉族人才能拯救他们。
如果满洲人继续对汉族人专横跋扈，那么他们注定要灭亡的，因为他们将会引发一场类似美国人或法国人的革命。[9]纵使欧洲人在这类革命发生之前就征服了中国，汉族人也会凭着他们的才智和庞大的人数生存下来，并且在日后重获胜利，但满洲人却无能为力：“满人则既寡且愚且弱，虽不遭报复于汉人，亦长为白种之牛马而已。”[10]梁启超得出结论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慈禧太后重新推行满洲人的暴政，满洲人“正其自取灭亡之道”[11]。
因此，梁启超虽然没有诉诸革命，但他以革命来威胁满洲人。他虽然没有号召汉族人进行复仇，但他使复仇听起来相当合乎常情。革命派几乎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了。而且他们肯定从来没有为他们挑选的敌人构想出一个比梁启超的达尔文主义标签——“劣种”——更具杀伤力的修饰语了。自此以后，针对满族的种族污辱，正如梁启超本人所说的那样（“既寡且愚且弱”），能够被标榜为科学描述。尤其糟糕的是，“劣种”这个标签表明，无论革命发生与否，满洲人的辉煌岁月实际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达尔文对“劣种”的遭遇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无论如何，满洲人即将被进化淘汰出局。
梁启超本人没有继续他对满州人的侮辱。确实，他不久就用大量时间去抨击那种基于种族复仇愿望的革命思想。但是，他对满洲人的蔑视偶尔还会在他的文章中流露出来，而且他继续让其他人在他的杂志中谩骂满洲人。
例如，下面这首由蒋智由所写的诗歌，证明了此时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界限是何其模糊。1903年，邹容兴高采烈地把蒋智由的诗歌收进了他那本煽动性的小册子《革命军》里面，但这首诗首次发表在1901年7月26日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
奴才好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https://www.daowen.com)
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满洲入关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
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
转瞬洋人来，依旧做奴才。
他开矿产我做丁，他开洋行我细崽，
他要招兵我去当，他要通事我也会。
满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传入脑胚。
什么流血与革命，什么自由与均财。
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那肯就范围。
我辈奴仆当戒之，福泽所关慎所归。
奴才好！奴才乐！
奴才到处皆为家，何必保种与保国。[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