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革命
当然，梁启超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另一番话。确实，如果上面那段话听起来像是表明他相信政治革命是其他进步的先决条件，那么梁启超也能在其他地方听起来像是表明他只是相信相反的观点。然而，无论次序如何，他早晚会相信文化大革命的绝对必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呼唤从产业革命到诗歌革命的包罗万象的革命，而且，虽然他没有把自己在各个领域所提及的并且附有详尽的指导方针的文化革命贯彻到底，但他还是指出了在恰如其分的领域内发动一系列空前的文化重估的路径。
或许，归根到底，这些由他自己引导的独特的文化革命中意义最为深远的——这肯定是他最依赖于达尔文的协助的一场革命——是关于历史研究与历史修撰的革命。这场革命是其他革命无法媲美的，它不仅把中国的全部过去向令人不安的重新评估敞开，它看来还迫使中国人创立或发现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更为特殊的是，它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某些方面的基础。
正是达尔文，而非康德、黑格尔或者马克思，使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革命化了。康有为读过《泰西新史揽要》并细心观察过此书在他面前展现的进步，因此在他知道达尔文之前，他可能已经信仰进步了，但正是达尔文“证明了”进步，他摆出“科学证据”来证明世界不断在“进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证明世界是不断地“向上进化”。所以，正是达尔文向康有为、严复和梁启超（并通过他们向至少两代中国国民）证明了“意义重大的人类历史”必须是人类的进化史——人类逐步进化的历史。
梁启超在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史学》（《新民丛报》第一号的第二篇论文）里将此“真理”作为他对历史的定义公布出来。此时，进化与进步这两个概念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已经完全混同了。他现在几乎专以“进化”来表示两者；换言之，他将两者视为一物。进化与进步在汉语中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同义词。因此，当读者听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38]之时，他们肯定是听到了两个用语，或者是一个类似“进化之进步”（evolutionary progress）的新词。
历史乃人类进步之叙述，这种观念至少是梁启超在《新史学》里提出的五大原则之首，这条原则甚至会成为更加新颖的毛泽东史学的主要原则。这不是什么巧合。因为可以肯定，正是梁启超而非卡尔·马克思使毛泽东最先相信：“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39]梁启超曾经向毛泽东这一代的几乎每个读书人都教导说：进步是无法更改的重大事实。而且，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历史显然应该是进步的叙述。
自从康德、黑格尔和达尔文时代以来，这种观点在西方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以致人们容易忘记它是一种多么具有革命性的思想。一旦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被宣称为“自然法则”，那么它就会暂时改变历史研究的整个形态。历史学家不再深入过去以便发现他们能够发现的东西，而是去论证进步。他们寻找进步，而且不断在寻找进步，他们最终找到了。在中国，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可能是康有为年方十五的千金，她的父亲——中国第一个因歪曲历史来证明进步而受到谴责的人——把这项研究任务交代给她。[40]然而，在康有为进行了不太成熟的儒教三世学说的试验之后，正是梁启超最先尝试去严肃地撰写修正主义的、进步论的历史。[41]
在历史之中寻找进步的尝试产生了许多重大后果。首先，这些尝试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极大地缩窄了历史的范围。自此以后，历史只为进步而保留下来。“凡百事物，”梁启超宣称，“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42]对关联性（rele vance）的全新限定因而引起了对历史事件的等级次序的限定。某些事件就再也没有资格成为历史。为了被纳入历史的范围，一个事件必须是进步叙述的组成部分。
此外，一个事件还必须是人类进步叙述的组成部分。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限定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性，但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略显奇怪了：梁启超最初是把达尔文关于自然进化的新发现与“新史学”相结合的，所以他应该可以轻易地把人类从貌似困窘的境况——即，人类只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进化历史内部的偶然角色——里解救出来，然后带有英雄色彩地把人类重新放置在宇宙的中心。梁启超写道，“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类而已。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43]——或者像唯物主义者毛泽东稍后所讲：“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44]因此，无论人类发展到哪个阶段，他仍然处于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顶端的前达尔文位置之上，正如他仍然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所说的“万物之灵”[45]。
然而，作为人类史的历史仅仅是浅显的第一步。历史必须是人民的历史——在此，梁启超再次使毛泽东欠他的人情。梁启超再次假定“群”优先于个体，因为他这次彻底看透了进步。他在人类生命周期里发现了一条死胡同。个体生存、死亡然后毫无进展。“故欲求进化之迹，”梁启超写道，“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46]他相当奇怪地承认道：“如以一人也，则今人必无以远过于古人。……古代周、孔、柏（柏拉图）、阿（阿里士多德）之智识能力，必不让于今人，举世所同认矣。”可是，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道：在今天，有些事情是孔夫子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能理解的，但“乳臭小儿知之能之”。[47]因为孩子可以享用“群”的进步果实。进步是社会之事，因此，社会的进步是值得记载的重要事情。(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肯定在这种简单的认识里“略有所得”。但是，当他几乎重复了康德的下述观点时：“如果自然给人类规定了一个短暂的生命期限（事实上，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自然（也许）需要一个无尽的繁衍过程。人们通过这种繁衍把自己的启蒙留传给下一代，从而最终把人类推向与自然的目标相称的发展阶段。”[48]而且，当他无意间附和了黑格尔的这句话时：“我们在世界历史中处理的个体是民族，而处理的整体是国家。”[49]甚至当他自己说出这番话时：“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50]梁启超是以一种对于中国而言异常陌生的方式，以及一种并非没有结果的方式，不仅限定了历史，而且使之去个人化（de-personalizing）。个体无疑遭到了贬损。因为历史不再是个体的故事了。
“人”或者梁启超所谓的“人群”——这些新历史中的“个体”——其实非常接近于黑格尔所谓的民族（nations），而且，可以想象，这些“个体”远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所谓的人民（the people）。或许毛泽东的个体应该严格地定义为阶级，但是，由于他把比自己可能严格划定的数目还多得多的阶级划入到“中国人民”（the Chinese People）的范畴之内，所以毛泽东在其限定中表现出几乎与梁启超一模一样的民族主义。两人都赞同这种观点：“中国人民”是在历史舞台上观赏、喝彩并且卖力表演的演员们（the actors），或者是作为整体的演员（the actor）。
然而，在一个与他的达尔文主义直接相关的令人遗憾的方面，梁启超无疑比毛泽东更为“民族主义”。因为梁启超热切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是中国的“人种”。他坚持认为历史是人种的历史——因而使之成为种族的历史。“历史者何？”梁启超问道，“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51]
更甚的是，人类五大种族中的三大种族没有历史。因为存在着“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前者是那些能够团结起来抵抗其他种族并且通过践踏其他种族来扩充自身的种族，后者是那些不能够这样做的种族，是那些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的种族。当他放眼“帝国主义时代”鼎盛期的舞台时，梁启超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52]他将黑种、棕种和红种统统揪出了历史。梁启超之所以对这些种族不予考虑，是因为他认为这些种族正在被淘汰。
惟一保留下来的历史舞台剧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戏。而白种人占据了上风。梁启超甚至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做“世界史的人种”[53]，因为只有他们以文化和武力去影响了世界历史，至少“条顿人”（Teutons）是这样。梁启超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坚信：虽然“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54]，但只有“条顿人”拥有力量和天赋去塑造那种文明。不知什么原因，梁启超成为了欧洲内部的最恶劣的种族偏见的俘虏，他宣称“条顿人”（他将其限定为德国人、荷兰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和英国人）是白种人之精英，是白种人进化之最适者。梁启超在一句带有几分预言性的题外话中说道，斯拉夫人终有一天会取代他们，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而所谓白种人者，则阿利安人而已，所谓阿利安人者，则条顿人而已。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55]。
正是因为梁启超觉得“条顿人”完全支配了历史，所以历史研究在他看来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梁启超认为，当人们在历史里面探寻“条顿人”之所以强大的秘密时，人们可以发现，此秘密正隐藏在条顿人对自身历史的种族意识之中。梁启超得出结论：只有意识到自身历史的民族，才能够具有那种为自身在历史中求得一席之地所必需的民族精神。因此，梁启超呼唤一种“新史学”，尤其希望以此来唤起那种似乎是生存之必要条件（sine qua non）的民族主义。
梁启超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56]“史学者，”梁启超说，“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57]证据就在于欧洲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意识：“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58]因为一种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使人们意识到群体而非意识到自我。“夫所贵乎史者，”梁启超写道，“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59]
历史还有一个更加科学的用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60]——所以一个群体应该被教导去遵循这些公理公例。历史研究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来“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61]。但对于群体的热爱是这种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凡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62]因为一个民族要变得适应生存就必须具有民族精神，这是历史（至少是“良”史）所教导的进化的首要“自然法则”之一。当然，梁启超感到苦恼的是，“吾中国数千年无良史”[63]，中国没有洞悉进化的史书，中国没有描写人民的史书。他甚至说道：“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64]这就是他如此热切地呼唤“新史学”的缘故。这就是他愤怒地发出如下悲叹的缘故：“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