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指令与帝国主义者
梁启超的新道德里面有一种人民共和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抛弃的义务——“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是新道德的存在理据。新道德要保护中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犯，可是这种新道德的达尔文的、功利主义的理据引起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看来使得人们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发动一场道德谴责。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新道德无法把帝国主义称为不道德。
回到1839年，那时中国人才刚刚开始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进行认识的漫长过程，那时林则徐还能在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执政的第三年就质问她“良心安在？”[432]然而，在1901年，其时维多利亚女王已经逝世，而且据我所知，其时梁启超首次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一个来自日文的中文新词），梁启超很早以前就已经决定不去哀求帝国主义者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帝国主义者没有良心，而是因为他觉得帝国主义者无需对其帝国主义感到良心不安，帝国主义是“完全合乎自然的”。
遗憾的是，梁启超首先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宣告“美国由共和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美国正在谋取古巴、夏威夷和菲律宾。梁启超把这些重大事变视为中国的威胁，但他拒绝去谴责美国，因为他坚持认为美国“近岁以来，为生存竞争力之所迫，不能不伸其远蹠于西半球之外”。因为，尽管其表面上的隔绝状态，但美国还是无可避免地卷入到现代欧洲的国际竞争当中，其激烈程度远胜于昔日那些个别的帝国主义者（例如秦始皇和拿破仑）所进行的竞争：“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433]如果连流氓恶棍都不能逃避竞争，那么他们怎能算是流氓恶棍呢？
在《新民丛报》的第一号上面，梁启超已经传播了这种接近于列宁主义的学说：“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进化为“民族帝国主义”。[434]那是达尔文生存法则的后果。但是，相当奇怪，它甚至还是达尔文学说的更加直接的后果。梁启超认为，马尔萨斯（Malthus）和达尔文的学说应该对“孕育民族帝国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负责。[435]达尔文已经证明“天下惟有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一旦达尔文把这个事实阐明，那么所有人都想努力变得强大和适应生存，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和自然淘汰的世界里赢得立足之地，“此近世帝国主义发生之原因也”[436]。因此，梁启超说道，其时结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437]。
观念已经巧妙地取代本性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但梁启超没有对此引起注意。他也没有质疑这种观念。正如我们前面谈论过的，梁启超接受了这种可能是达尔文带给中国的最恶劣的启示：
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我虽不翦灭之，而彼劣者终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438]
梁启超充分认识到，许多西方人恰恰是利用这种观点来为他们对中国的“最肮脏的”图谋进行辩护，但梁启超还是接受了这种观点。“如以为罪乎？”梁启超问道，“则宇宙间有生之物，孰不争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争自存，可谓罪乎？夫孰使汝自安于劣，自甘于败？”[439]梁启超认为，罪大恶极之徒并非那些夺取他人自由的人，而是那些放弃其自由的人。[440]如果谁放任帝国主义者的闯入，那么他就是罪有应得。
所以，梁启超回到他最早前的一个观点，那是借自孟子的观点：“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441]。他还回到孔子的教诲：“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442]梁启超要求中国人去求诸己，而不是去求诸帝国主义者。
帝国主义者不仅不能称之为“恶”；还有些人在梁启超的杂志里建议，帝国主义者也许应该称为“善”，虽然竞争“需求”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应该会使“善”和“恶”失效。梁启超在首次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的一周后，他刊登了一位日本人所写的题为《帝国主义》的连载论文，该论文的第一部分对帝国主义大唱赞歌，这甚至连所有最出色的（或最凶狠的）白人帝国主义者都自愧不如：
至若未开化之民族，被吞并同化于文明国，其状虽属可怜可悯，然彼等既属劣败之人种，无优胜者之助力，亦终归灭亡。且文明国，以无报答，无酬谢，而训练彼等、教诲彼等，则驱役彼等、利用彼等之外，并无他策。日本国民之于虾夷人种（Ainu），台湾土族是也。倘以此为强者之专横，又无道德心，是诚不解真正道德者之言也。[443]
日本人正在拼命学习，他们在1900年围剿北京义和团时就已经加入到“西方列强”的行列。但梁启超完全没有因为日本“倭寇”擅自分担了“白种人的责任”而对之大加谴责，他自己实际上重复了日本人的论调：“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中国以文明鼻祖闻于天下，而数千年来，怀抱此思想者，仅有一二人，是中国之辱也。”[444]
梁启超没有完全认可“白种人的责任”，但他认可“帝国主义者的责任”，而那种认可使得他以及其他许多人去梦想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假若帝国主义是适者之道，那么，为了成为适者，中国也必须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能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故今日欲救中国，”梁启超声言，“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因为，那样中国不仅能够进化成帝国主义国家，而且能够进化成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纂之？”[445]
事实上，甚至在他找到一个词来指称帝国主义之前，梁启超就已经做着相同的美梦：“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446]……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白人骄而不劳苦，黑人、棕人惰而无智慧。然则，此事舍我黄人不能任也。北米[美]与澳洲，今日为白种人殖民地之区域。南米[美]与非洲，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无疑也。”[447]
《新民丛报》的一名撰稿者甚至看到黄种人统治澳大利亚的希望：“强者与弱者遇，以势力为道理。我黄人苟无势力，则宁独澳洲可白，亚洲亦将可白，宁复有道理之可恃。我黄人苟有势力，则白澳洲又何尝不可为黄澳洲也？”[448]另一名撰稿者做着更加疯狂的美梦：“夫使我人种而果能于殖民之处，发达文化而建新国，则直于中国外，可得无数之新中国，而全地球将为我人种之所占尽，此固非虚言也。……夫进则全地球尽为我中国人所有，而退则全地球至无我中国人，两者间之……不得不择而处其一也。”[449]所以，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鼓足干劲迈向帝国主义。
梁启超将此类征服世界的梦想付印成文，但他自己的梦想也没有超出它们的范围：(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也。然则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祛除之，则二十世纪之舞台，将为吾国民所专有。未可知也。[450]
这些都是由于最近的绝望而激发起来的光荣梦想。如果这些梦想并非纯粹的“虚言”，那么它们就是“等着瞧”一类的壮胆之词，它们肯定只是暂时消除恐惧（甚至消除说这些话的人们的恐惧）。尽管如此，梁启超及其同道还是喊出下面的话来公然蔑视帝国主义者：“我们将会比你们更加帝国主义！”愤怒和自尊心的受损与达尔文学说的结合使他们拒绝像懦弱的人那样喊道：“你们是恶棍！”（鲁迅会告诉他们，那是阿Q的喊叫）。所以，他们反而对帝国主义者说：“做你们该做的事情，而我们将会超过你们。”
目前所讲的都是些关于“大同”的话题。没有人提议说“和平共处”可以平息生存竞争，同样，也没有人断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相反，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提醒他们的读者说“天演淘汰之力，无情甚矣”[451]，而且，天演还把超级大国视为超级适者（superfit）。“人种者，”另一位同道写道，“天然不能平之界限也。……则弱肉强食，固为势所必至；优胜劣败，亦复理所宜然。虽有平等博爱之公言，固未易实行于竞争剧烈之天演界中。”[452]那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可以在全面分析世界上自相残杀的历史记载之后喊道：“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
安睹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者耶？”[453]
但是，如果人们没有从中发现道德，那么这里也没有可以诉诸的道德。最奇怪的是，这里甚至没有对“克己”美德的诉求。人们应该克制自己，但民族没有必要这样做。的确，这些民族被告知，如果他们克制自己，那将是自取灭亡。事情已经彻底清楚，“克己”其实属于“私德”。如果就个体而言，在自营和克己之间没有双重标准，那么在个人道德和民族道德之间就肯定有一种双重标准。民族没有必要养成自我克制的美德。道德必须管治内部，因为非道德管治外界。赫胥黎的真正教训没有被听从。那就是梁启超没有这样反驳赫胥黎的原因，“那就叫你的国民去克制他们自己吧！”
相反，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
彼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也，恒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国相遇也，恒以权力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怼焉？[454]
夫何义愤焉？正是这种学说引起了义愤，而也是这种学说的缺陷引起了义愤。因为爱国的中国人正因道德义愤而热血沸腾。有人在1903年引用《左传》的话写到（严复在1895年也充满愤慨地引用过相同的话），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怨入骨髓，欲食其[洋人]肉而寝其皮”。而那种愤慨和怨恨现在仍然深入骨髓。这位作者只是悲痛中国人还没有能力把“今日彼之施于我者，正如我之施彼，而黄祸一语，复落欧人之胆矣”[455]。也许，人们不得不在义愤里而不是在某种孟子式的怜悯中寻找证据来证明“内在的道德感”，这是很可悲的，但义愤的宣泄足以证明大多数中国的爱国志士相信帝国主义是不道德的。
人们可以在梁启超的杂志里面发现大量诸如此类译自日文报刊的文章：比如《文明国人之野蛮行为》，这篇报道讲述俄国人在满洲里犯下的所谓罪行。[456]另一篇题为《人道乎亦人道之贼乎？》的文章诘问真正的文明之敌是义和拳民还是八国联军。作者把外国人称做一群残暴的野蛮人，最后还咆哮道：“以野蛮不可名状之列强，而以文明自居、人道为言，其谁欺耶？”[457]
长久以来，在每期《清议报》上都辟有名为“猛省录”的专栏，这个专栏致力于列举帝国主义最近所做的伤天害理之事，而且附有点评。“记者”——可能是梁启超——无疑是经常附和新道德的（以及孟子的）学说：“故他人之凌虐自己者，非他人之罪也，自己之罪耳。”而且，他还切合这个专栏的题旨质问道：“不知自反，而徒怨他人，亦何益于事？”但是，当他描述这些“他人”（人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怨这些“他人”）的所作所为——“侵割我中国之土地，杀戮我中国之人民，淫辱我中国之妇女，劫掠我中国之财产”——的时候，不管他的理论怎样，他的用语仍然燃烧着道德义愤。[458]中国进化论者在理论上是没有资格拥有那种道德义愤的，但他们确实拥有那种道德义愤。
“帝国主义的非道德性”是难以忍受的，因为有些近代思想家开始感到难以忍受达尔文了——换言之，那其实是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没有批判进化学说，更没有批判生存斗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是“正常的”，那么他们觉得其中必定有某些东西是不正常的。有鉴于许多人心平气和地认可达尔文的学说促使民族帝国主义的兴起，在1902年，一个大无畏的人决定谴责达尔文的学说激起了民族帝国主义：“欧人之文帝国主义，或跟尼这（尼采）之极端之个人主义，或凭借达尔文之进化论，以为口实。然帝国主义，果如是乎？帝国主义，质言之，则强盗主义也！”[459]
所以，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最初使中国人急忙投向达尔文，但反讽的是，帝国主义最初也使一些人至少疏离了达尔文。如果达尔文拥护帝国主义，那他怎能算是好人呢？——但他说得不对吗？那是可怕的问题。还没有人能够跟梁启超的结论唱反调。达尔文似乎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而外部世界看上去非常像达尔文所描述的世界。但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一位使用笔名的诗人试图在《清议报》的最后一期里指出此问题，他写下了这首应和梁启超的诗，并特意附和了梁诗的韵脚，但没有附和他的理由：
如今最怕谈天演！
劣灭优兴敢恨谁？[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