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共和派

直到严复把达尔文的名字付印之后两年，孙中山才做了同样的事情（1897年相对于1895年）。此外，每当提到达尔文的时候，孙中山总是借用严复或者梁启超的达尔文中文词汇。^[461]尽管如此，孙中山最初肯定是通过英文从夏威夷或者香港的西方人口中了解到达尔文的名字，在这期间他接受了正规的“外国”教育，并于1892年在英国人管理的“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完成学业。因为，他是在描述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时首次提到达尔文的，那是他被营救出中国公使馆之后，于1897年在英国写的一个简明自传。“文早岁志窥远大，”他写道，“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462]

三种显著的西方影响——达尔文、耶稣和华盛顿——本来必定会引发一些革命性的见解，但是，直到孙中山把自己的达尔文主义革命论点付印的时候，它们不再是革命性的了，因为它们已经是梁启超式的陈腔滥调。

真正的革命派最初提出的达尔文主义革命理据肯定是梁启超式的陈腔滥调，然而，他们不是把它当做论点，而是当做不容争辩的“法则”提出来的。邹容在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一书的第2页把它表述得不证自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463]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梁启超在一年前就讲过同样的话了。(https://www.daowen.com)

《民报》稍后勉勉强强地承认，“依于生物学者之言，则进化之事，其道至多”，但紧接着强调，“有必经革命而后进化者”^[464]，就中国而言，大概只能这样。孙中山说：“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465]邹容说：“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466]“不然，”章炳麟说道，“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棕蛮之覆辙而已。”^[467]

所以，真正的革命家只是把革命等同于生存斗争，从而使之变得必要和合乎自然——梁启超在他们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了。但梁启超从来没将真正的革命家念兹在兹的事情放在心上——那就是用武力推翻清王朝以及满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