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署策略上的错误

时任淞沪防卫司令的石觉认为，失败原因就是“政略错误影响战略”，即认为李宗仁受到和平谈判的影响，“且将南京以东地区准备使用于淞沪战场之二十、九十六、九十九等三个军主力调至皖南，避免与‘匪’于我军有利之淞沪地区决战，一致淞沪我军兵力不足，此为会战失败之主要因素”。

对上海战役之失败，《“戡乱战史”》中总结道：“惜我自淞沪防卫工事经始之初，即已放弃上海以南地形之利益，故意作茧自缚，收缩黄浦江以东，不仅未收兵力节约之功，反而自始即陷于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之境，使淞沪防守地区，局促于一南北狭长，并为黄浦江自然分割之有限空间；北端自高桥至月浦，仅约十八公里，中部及南端之宽度，尚不足十三公里，任使‘匪’炮猖狂，得以东西交会呼应，致我后方交通秩序，因之先陷混乱。”“京沪杭警总，疏于上海东、南地形之利用，自甘接受两面作战，殊有不当。”以后见之明，纸上谈兵道：“本作战若能将浦东阵地，推进至李家角—奉贤—海滨之线，不仅较本作战浦东阵地正面狭窄，且可广领浦东整个空间，获致最大之作战弹性。即使不采用此线，至低应以周浦东西之线为第一抵抗线，而以三林塘、川沙为其核心，巧妙利用其间众多东西流向溪流，予以适当之改造，引进海水，扩大障碍效果，在我最能发挥海军优势之条件下，必可节约守备兵力，从而能空让至少两个军（六—七师）之兵力，再益以淞沪装甲部队，分别控制于江湾以北，及北蔡以北地区，为警总总预备队，构成我打击之主力。”(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