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因素】
综合彩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里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唐、宋、元、明、清曾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重要时期，每个朝代建立以后，由于采取了各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刺激包括陶瓷在内的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出现了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商业昌盛、交通发达、对外贸易扩大的局面。
例如唐代初期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以资代役”等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并进一步繁荣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加强与朝鲜、日本、印度等国的友好往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统一全国市场等。
宋代采取了强化皇权的各项措施，宽减若干赋税、打破“坊”（住宅区）与“市”（商业区）的严格界限、分行业设店铺、鼓励金融性证券贸易、加强对外贸易的税收等措施的推行，使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出现了“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行”的局面。
元代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方的对峙分裂。元代推行“行省制”，提倡农业、种棉养蚕，重视能工巧匠和科技文化，发展对外贸易，还先后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大力发展交通等。虽然元代历时仅七十余年，然而唐、宋强大的社会和繁荣的经济为元代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加上元代各项政策的刺激，使元代在陶瓷业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几项重大发明，对综合彩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明代初期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等。明代对商业采取降低税率的政策，对手工业实行“轮班”“住坐”，使特种手艺工匠在官役期外可自由经营。此外，明代还促进海外贸易，派遣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政治上，明代继续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然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是在江南地区出现，手工工场的出现和“机户”（资本家）与“机工”（雇佣工）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建立，都极大地刺激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和发展。随着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景德镇民营窑厂剧增，工匠集中、瓷商汇集。同时御窑厂的建立，不仅使明代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现象，而且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提高和发展，使景德镇形成了“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和世界闻名的“瓷都”，为陶瓷综合彩诞生于瓷都、发展于瓷都、繁荣于瓷都创造了条件。
清朝前、中期，整个社会处于封建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时期。清初，朝廷设立内阁和军机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强化了。为了有利于长期统治，清廷采取了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赦免一些赋税，对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征收“地丁银”，废除了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人身控制也有所松弛，这些都使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鼎盛时期。中国的陶瓷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正是在这种社会因素的强大影响下，陶瓷综合彩艺术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的是为综合彩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技术的基础；有的丰富和提高了综合彩的表现形式和工艺技法；有的在陶瓷美学领域为综合彩开辟了新的境界；有的创造和发明了新的综合彩装饰工艺和品种，我们可以在综合彩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得到证实。
乾隆以后，中国社会由强盛繁荣走向衰落萧条，从高峰步入低谷，尤其是从19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40 年代，是中华民族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期，整个社会陷入动乱，战事频繁、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经济衰竭。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以及国内革命战争等。
鸦片战争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要地位，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逐渐破产，封建社会逐渐解体，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当时的陶瓷业亦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走上厄运，此时的景德镇“已见其衰落景象，盖烟囱百余座，出烟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到20 世纪上半叶末，景德镇只有百来个处于停产状态的工厂和一千左右的失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陶瓷综合彩要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谈何容易？可以说整个陶瓷艺术都濒临死亡的边缘。
直到20 世纪的下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景德镇陶瓷艺术又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复苏期”（1950 年至1965 年）(https://www.daowen.com)
也即是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中期的15 年时间。这一时期政府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组织生产自救，给濒临死亡的瓷都注入了新的生机。
陶瓷艺术的繁荣发展遵循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鼓励艺术家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陶瓷美术作品。陶瓷美术家和能工巧匠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们有了自己的创作交流的园地——《陶瓷美术》杂志；有了培养人才、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等学府——“景德镇陶瓷学院”；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有了自己的博物馆——“景德镇陶瓷馆”。
这一时期陶瓷艺术的特征表现为现实性、朴素性、单纯性。同时，由于中华民族受到数以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残余的影响，长期的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保守落后的桎梏，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给陶瓷艺术（包含综合彩）带来了一些拘谨性、生硬性和保守性。
第二阶段——“特殊期”（1966 年至1978 年）
即20 世纪60 年代中期至70 年代末，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陶瓷艺术受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十分严重和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政治性”超越了“艺术性”，反映了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化现象。正因为如此，“文革瓷”受到收藏家们的热捧。
在上述这两个阶段的社会背景和氛围之下，陶瓷艺术事业虽然有不少进步、不少新的成就和发展，陶瓷综合彩艺术亦有杰出的新工艺、新技术、新作品，例如20 世纪50 年代的堆釉装饰工艺、纱网喷浆工艺等。但总体来说，由于种种原因，陶瓷综合彩创作和研究的力量还很薄弱，综合彩蓬勃发展以至建立起自己独立的艺术体系的时机尚未成熟。
第三阶段——“繁荣期”（1979 年至今）
即20 世纪70 年代末至今，包括陶瓷综合彩在内的陶瓷艺术才开始重现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这一时期，社会安定、政治开明、人心稳定、思想开朗、情绪宽松、精神振奋、热情高涨，为综合彩的艺术创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在经济领域里，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了个体作坊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新形势下的“官民竞市”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观念和先进技术，加强了中西方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的交流，现代思维方式、现代艺术思潮、新工艺文化、现代文明每时每刻都触动着人们陈旧退化的神经、洗刷着保守落后的大脑、开拓着现代的创造性思维、改变着人的知识结构，为综合彩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热情、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新的形式、新的材料、新的工艺、新的技巧。材料工艺学、现代美学、审美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交融，为综合彩的腾飞添加了有力的翅膀。
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下，国家除努力提高普通高等院校陶艺教育质量，还大力发展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强了各级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科研项目的研究，使陶瓷综合彩艺术创作中卓有成效的骨干力量多为景德镇陶瓷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景德镇陶瓷职工大学及高等专科学校（景德镇学院前身）、江西省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和全国各美术院校毕业的中青年陶艺家。他们受过良好的、系统的专业教育，具有现代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广泛的信息和知识、良好的专业基础和素养，他们更具包容性和开拓性，给传统的综合彩注入了新的现代气息和精神，使其表现内涵更为深邃，艺术形式更为新颖，工艺技巧更为奇特。
正是这种开放的社会、开明的政治、改革的时代，才给予了陶瓷综合彩发展成为独立装饰体系和装饰门类的机遇，赋予了陶瓷综合彩新的生命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