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贵族风貌
依上所述，五经或六经成书于何时，会有许多争论，但这些经典的原始文本或散篇，当出现很早，却是不成问题的。
西周及春秋世，很重视礼、乐、诗、书及射、御各种学问的教育。《周礼·地官·大司徒》篇论及大司徒职责之时即称：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显然，用以教导下民的三类科目中，前二类主要是德行，后一类“六艺”之前四科仍为与德行有关的精神气质，最后两科（书、数）才是技艺。
《礼记·王制》则称：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这里更确认，造就士人的科目，为《诗》《书》《礼》《乐》四经。
由这种教学和这些科目培育出来的士人，便带有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情调。
这种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生命情调表显出来的，一方面是有理性的，像春秋中叶郑国大夫子产“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说法，就体现出一种理性。由于有理性，人们便得以不致迷失在宗教信仰的狂热中。另一方面又是有持守的，像宋襄公所说“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那种宁可战败，亦不可乘人之危的精神风貌，就体现出一种精神操守。这种操守仍不失为一种信仰。由于有信仰，人们又得以不致堕落于功利的计度中。
理性讲秩序。秩序可以被理解为出自外在、客观必然之理，如是则秩序为工具性的、强制性的。但在春秋时期的士人那里，理性既依持于信仰，则理性所重的秩序，乃出于人自己内心的认定。它的主要内容便是“礼”。守“礼”不仅不带强制性，反倒映现出一种有教养的光彩。又且，士人们不仅崇“礼”的节制与区分，又更重“乐”的融洽与协合。士大夫们在表露“情志”时，经常以吟诵《诗经》中《国风》的某首情诗为言。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记郑国六卿饯别宣子所赋之诗即是。此即显示士人们生命的活泼性。(https://www.daowen.com)
钱穆先生在所撰的《国史大纲》（上册）中写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
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4]
钱穆先生所描述的状况诚然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