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春秋》

记述鲁国自隐公元年（前722年）至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鲁国及相关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现传《春秋》有《经》有《传》。《经》相传为孔子所作，然而专门记述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并未提及《春秋》，故也有学者有所质疑，以为本始当为鲁国史官所记，而成书实为孔子弟子们的事。《传》有三种，一为《左传》，相传为鲁国君子左丘明所撰；二为《公羊传》，相传为子夏弟子公羊高所撰；三为《穀梁传》，相传为子夏弟子榖梁赤所撰。《传》是把《经》所记的事件，予以详述，加以点评。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谈及《春秋》一经的意义时称：“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3]这是说，《春秋》虽是一本记事之书，但却贯彻着儒家以礼义为核心的基本的价值理念。抑或可以说，《春秋》一书在史实的后面，透现着“史德”与“史心”。这使它甚不同于现代史学。现代史学追求价值中立，把历史当成一种客观知识。知识固然重要，但只讲知识容易丢失史学的基本功能：它本是要把当代人带回本族群的伟大传统中去，乃至带入全人类的伟大传统中去，被熔铸，被塑造，成为有承担、有责任意识的一代人。显然，如果从史学应有的基本功能去审视，《春秋》所取的“笔法”，似乎比以材料与文献为优胜的现代史学更有价值。(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