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崛起与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
然而，由春秋入战国，贵族阶层毕竟在走向衰败，而平民阶层却正日趋上升。
导致社会发生这种变局的原因，无疑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发现与牛耕技术的发明有关。生产技艺的改善带来了财富的快速增长与贫富地位的重新调整；财富的增长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贫富地位的调整则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原先所取的氏族制的管治体制走向瓦解，区域制（郡县制）的管治方式逐渐时兴；管治人才的世袭制体制亦不再适用，选举制的方式受到推重。依进步史观的看法，这表明社会在向前发展。但是，伴随着这种“发展”而来的，却是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的利益争夺，这又显示社会在下陷。与此相关，春秋及此前备受尊崇的精神教养、风度才情、道德涵养，到战国时期已成陈迹，财富、权力、巧智、术数等观念更受青睐，这意味着人心也在陆沉。清朝初年的思想家顾炎武拿战国与春秋的风气相比较，曾称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5]
顾炎武此间所揭示的即是，由春秋入战国，社会的更趋动荡与人心之更趋恶化的一种状况。
对社会的如许动荡，人心的如许沉落，人们应该怎么办呢？社会与人心怎样才可以获得拯救呢？恰好是这些沉重的问题的提出，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视角，构造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奉献着独特的救世方案，并与不同的思想体系与救世方案作激烈的争辩，由之形成了极其开放的“百家争鸣”的格局。《庄子·天下》篇描述这种争鸣的格局时曾写道：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称颂“古之人”与天地神明、天下百物贯通，其道德纯一，其教养纯粹，为一理想的生存状态。及后来，“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由是而“道术将为天下裂”。对道术的这种分裂态势，《天下》篇以“悲夫”叹息之，无疑是贬斥的。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也许正是由于道术为“天下裂”，才使中国古典文明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与提升吧！(https://www.daowen.com)
在道术为“天下裂”产生的“百家”中，影响中国古典文明至深的，当数儒、道、墨、法、阴阳五家。儒家寄希望于守护与拓展贵族性的教养传统与价值理念以挽救人心人世；道家借揭露与反省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灾难营造起自己独特的批判精神；墨家热衷于把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的关爱落实到功利的层面上；法家则以为只有以强力的手段才能驾驭现实的功利争夺；阴阳家却力图以大宇宙的变迁规则测度人世间的世代轮替，等等。下面我们将看到，各家虽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理论体系与价值信念，呈现自己的特色，但却恰恰因为不同才得以共同地驱动着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史进程，使中国古典文明透现出无比的丰富性与极其灿烂的光彩。
[1]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称：“罗（振玉——引者注）辑卜辞一千一百六十九条，分作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等九项。除五百三十八条的祭祀占最大多数外，一百九十七条的渔猎占次多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4页。）
[2]详见拙著：《早期中国哲学略论》第一章《殷周宗教意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8页。
[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9—71页。
[5]［清］顾炎武撰，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中册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