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的守护意识与开创精神

孔子生活与活动于春秋（前770—前476年）晚期。青年孔子对正在离去的贵族风貌，无疑是心仪的。孔子认为这种精神风貌是周朝一直承传的宝贵传统，所以他表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是即把延续这一传统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及至战国中期之孟子，这一传统又已远去一百多年，孟子仍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予以守护。孟子对贵族性的精神风貌无疑也是向往的。

如前所述，古典贵族的精神风貌具有理性的色彩。孔子亦然。如孔子所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乎。”（《论语·雍也》）此即显示出一种理性的冷静。孔子极少与他的学生们谈论“性与天道”。这种对太遥远、太神秘的东西不愿过多说及的态度同样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倾向。《论语》中没有任何神话传说。孔子从不扮演“先知”。他自认“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求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成长乃至成圣的过程。孟子相似。历史上有“孟母三迁”与孟母“断机教子”的传说。这种传说亦表露孟子不是“先知”，孟子是通过选取好的教育环境与依持母亲的严格的教育要求而得以成贤成圣的。孔子、孟子“由凡入圣”的历程，透显的正是立足于人间世界而非迷失于神灵世界的一种清醒的理性历程。

古典贵族的精神风貌又是重“礼”教的。孔子孟子同是。孔子就曾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又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是孔子以“礼”为一种教养，且以为这种教养为每个个人立身处世使他人与自己同时获得尊重的一个前提。孟子说：“夫义，路也；礼，门也。”（《孟子·万章下》）此亦以为能否以“礼”待人是能否为他人所接纳的一个门户。在孟子以“辞让之心”说“礼”（《孟子·公孙丑上》）而视“礼”为“性善”之一个标志时，“礼”无疑构成为儒家的一个基本的价值信念。

古典贵族的精神风貌尤重“诗”教。孔子、孟子诚然亦浸润于诗情中。孔子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说法。孔子自己即以《诗》教学生。他在总论《诗》的特质时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论《诗》之《关雎》时称：“以色喻于礼，情爱也”；论《燕燕》称：“《燕燕》之情，以其笃也”；论《杕杜》称：“《杕杜》则情，喜其至也。”[1]这些说法足见孔子特重《诗》的情感陶冶与情感流溢。孟子每有所说，辄引《诗》为证，亦可见孟子对《诗》与由《诗》开显的情感世界的投入。(https://www.daowen.com)

可以说，孔子、孟子的思想，延续着古典贵族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精神风貌。

然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自不仅仅把自己的努力，限定于守护一种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他们得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乃在于极大地拓展了这种传统，提升了这种传统。就理性的维度而言，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思想取向上的人间性；就情感的维度而言，在他们不仅把同情心、恻隐心看作“人皆有之”的普遍本性，更且以为凭借对这种普遍本性的弘发即可以救心与救世，营造起理想的人格与理想的社会时，他们实际上为中国古典文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