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原创儒家学说的思想史意义
由孔子、孟子初创的儒家的这套学问，体现着中国古典文明与其他地区古典文明不同的独特的思想路向与精神价值，因此，在介绍了孔孟原创儒学的基本观念之后，有必要从比较思想文化的角度作一些专门的讨论。
人们都已认肯，在公元前6世纪到1世纪的几百年间，是世界多个文明地域的圣贤们在回应社会的巨大变迁中，为救心与救世而创建起最为辉煌又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体系的时期。其中，古希腊的圣贤们所创的主要偏重于知识理性，古犹太人、古巴勒斯坦人、古印度人所创的则更多地偏重于宗教信仰。他们从不同角度开启的通途，此后一直成为世界许多大的族群走向文明的主要通途。
然而，他们开出的这些通途，也不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拿古希腊来说，像苏格拉底确认的“德性即知识”的说法，无疑引导着一种理性的走向。但是，此后西方的思想家们一直争论了多个世纪，却还是难以说明：很有知识真的很有德性？“事实”的判认真的就是“价值”的判认？“事实”提供的或然性与盖然性真的可以转出“价值”认同的普遍绝对性？可见，知识的通途固然是很世间、很理性的，却无法解决价值的根本所在。
及至宗教信仰的通途，它是可以解决事实与价值的一致性的，因为世界为神所创造，德性自亦由神给定，所以，二者不存在不统一的问题。然而，宗教信仰的难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它的信仰的族群性问题。某一种宗教信仰，总是与某一特定族群（含生存处境、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这意味着它难以获得普遍性。其二是它的信仰对象的实在性问题。每一种宗教信仰，总要把自己信仰的对象赋予实存的品格，这意味着它必须不断地接受科学发展的拷问，而难以获得恒久性。其三是它的信仰的彼岸性问题。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把神与人、灵与肉作截然的分隔，以为人有肉身、有欲求，只能生活于凡俗的世间里，唯有挣脱肉身、欲求与厌弃凡俗生活，才能获得救赎。这一说法固然高扬了神性，却轻忽了人性与人的正常世间生活，不免难以融入“现代性”。其四是它的信仰的偶遇性问题。许多的信仰者是在特殊场合，受特殊灵召而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的，这又意味着信教为偶然发生的。一种宗教信仰如果缺少必然性的支撑，它亦同样难以获得普遍性。
相比之下，孔孟原创儒学开出的通途，就不存在如上所述知识理性与宗教信仰两种通途所碰到的诸种难题。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孔孟原创儒学无疑更容易满足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或价值信念的普遍性要求。
我们说过，孔子、孟子惯常地是在人们的日常情感流露处指点为“仁”之“道”的。“日常”所显示的，即是一种普遍性。而日常的亲亲之情、恻隐之心，实又孕育与积淀于人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人们日常的真实生活，毫无疑问地都离不开父母、亲族的特定关系。人们可以有种族、宗教信仰上的不同，但是不同的人们都共同地生活与活动于父母、子女、亲族的关爱之中，由之，人们自然—天然地就孕育有一种“亲亲之情”。又，人们日常的真实生活，毫无疑问地亦离不开社会他人。人们日常所吃所用的一切，都离不开社会他人的付出，都渗透着社会他人的汗水。人们于所吃所用的当下，便即可以感受到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由之，人们自然—天然地又会生发有一种同类同情心、恻隐心。这种亲亲之情、恻隐之心，既然是根植于人们日常的真实生活，而这种真实生活作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共通的与共许的，就带有根源性的意义。比较而言，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间隔，乃是后来由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困迫引发的，则它不免为特殊的、相对的。孔子、孟子开创的儒学既回归到人类最根源性的生活状况和由这种生活状况培植起来的真实情感，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信念，诚然便更能够赢得一种超越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与绝对性意义。
其次，我们又不难看到，孔孟原创儒学虽为古典思想，然却因不离“人性”体认“神姓”、不离“凡俗”体认“圣境”，而更容易获得现代价值。(https://www.daowen.com)
如上所说，孔孟原创儒学是立足于人类日常的真实生活培植起来的真实情感的。这种真实情感必由“感受”来确认。“感受”是带着身体，以自己的身心（性命）去认取的，这意味着是有“我”的；而当“我”带着身体（“身我”）“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和去“体贴”亲人、社会他人对自己的意义时，我又得以走出“自我”（“身我”），走向亲人与社会他人。如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从情感、从身心“体贴”处指点着如何从“自我”（“身我”）走向“他人”的。我们知道，知识理性的路子是通过抽去各别之“我”去求得客观普遍性的，它难以容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的路子则是通过舍弃“身我”去求取“神性”的，作为一种价值观不免显得“古老”。孔孟原创儒学强调不离“身我”而走向“他人”，不离“人性”而走向“神性”，不离“凡俗”而进入“圣境”，即便获得一种“古典”而“常新”的意义。
再次，我们尤需看到的是孔孟原创儒学所铸造的国民性的一种特殊品格及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呈现的特殊意义。
前已论及，孔孟儒学是立足于世间来寻找救心救世的力量的，此即体现为理性。另一方面，在世间中被孔孟认取可作救心救世的力量的，不是知识、技艺，而是情感，这又仍然是价值。就情感不必受制于理性的意义上说这种价值亦可被视为仍属于信仰范畴。由是，孔孟创建的儒学传统，便显示为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既获得平衡又保持张力的一种独特传统。如果说，儒学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那么这种国民性也可以被认为是在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保持平衡与张力的一种独特品性。在孔孟创建的这一传统中，由于价值信仰经过理性的洗礼，便不至于过分地走向狂热与迷失；而理性有着价值的守护，又不至于过分地被工具化与功利化。这便体现着理性与价值信仰的一种平衡。孔孟创建的儒学传统有的时期会向理性偏斜，如孔孟初创之际更多地关涉人—主体之情性而对外在客观“时命”未能作出很好的回应，于是有荀子往知识理性方面的展开。有的时期会向信仰偏斜，如有鉴于知识理性导向的过分工具化、功利化所引发的价值的缺失，于是有董仲舒往神学信仰方面的延伸等等。这两个方向的偏斜便体现为理性与价值信仰之间的一种张力。有了这种张力，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得以有更广泛的受容性。下面我们会看到，荀子的理性主义倾向，就是吸纳了道家与名辩思潮的思想因素而完成的；董仲舒的信仰主义倾向，则是吸纳了以阴阳五行说为主要内容的宇宙论而构筑的。儒学在历史上很少发生过对其他思想信仰的极端排斥，中国在历史上亦很少爆发过较大的宗教战争。此即体现了儒学及其所铸造的国民性的广泛受容性。就儒家学说而言，它恰恰即是通过不断消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使自身朝着不同向度得以最大限度地予以展开；而通过不断消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使自身朝着不同向度得以最大限度地展开的历史过程，又正是确保儒家思想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恒久的生命力！
[1]以上引文见《孔子诗论》，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书店，2002年。
[2]按，以“情”论“仁”，缘“情”制“礼”为孔孟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史记礼书》录太史公的一个说法称：“洋洋美德乎！……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此说诚然极具概括性。
[3]［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孔子世家》，第19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