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的身份与批判者的姿态

老子是谁？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提到有三种可能：一为李耳，与孔子同时且年纪比孔子稍大，曾任周王室的藏书吏，孔子年青时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后见周朝式微，振兴无望，遂弃官西行，路过函谷关，为关守尹喜挽留，写下《道德经》上下篇，才得脱身西去，尔后不知所终；二为老莱子，也约略与孔子同时，但一直过隐居生活；三为战国时的周朝太史儋。从各种文献资料看，大家比较认可的还是李耳。

《老子》（《道德经》）一书为谁所作？同样众说纷纭。较倾向的说法认为，该书的基本思想，出自李耳本人，但成书当在战国中期。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当为较早的版本。后来流行的《老子》五千言，是战国晚期、西汉初年经多人增删，再由曹魏朝王弼改定的版本。这一版本人们称通行本。

与老子比较，庄子的情况要清晰得多。庄子姓庄名周（约前369—前286年），生活于战国中晚期，只做过漆园吏这样的小官。据说他成名后，楚威王曾以重金聘请他出任“相”职。庄子笑着对楚国使者说：高官厚禄固然不错，但那无非是要人去做祭坛上的“牺牲”。牺牲在被宰杀之前，都吃得好穿得好。然而一旦将被宰杀以作祭品，就再也不能回复故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庄子告诫楚使：“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https://www.daowen.com)

从老庄的这种经历可见，面对社会大变乱的格局，他们不像孔孟那样，对社会回归礼乐文明的理想状态充满信心，更且力图通过揭示、开掘人在日常真实生活中培植起来的真实情感，来实现这一理想的追求。相反，老庄他们对社会的走势不仅感到失望，更且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社会的这种走势不是一时一地、偶然地发生的，而是与人作为人的整个生存方式相关联的。人作为人的任何积极努力，不仅无助于社会的救治，反倒会加剧社会的危难。因此，他们宁可选择从社会各种救世涌流中退出，站在一边，以冷峻的目光，审视社会与文化的一切变迁，而以反省与批判者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