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社会与文化的反省出发
老子、庄子的批判锋芒，广泛涉及生产技艺的发展、社会管治（法）方式的更革和社会风尚的蜕变带来的种种问题。
《老子·五十二章》称：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忌讳”，似指各种政令禁制，政令禁制设置得越细密，老百姓受到的限制越多而越贫困；“利器”，则指生产技艺的发明与发展，生产技艺的发展与使用越广泛，人们用之作为争斗工具带来的社会混乱越严重；“伎巧”，概指各种装饰性的时尚用品，时尚用品越流行，各种怪诞的事情发生得越多；“法令”，则指法律条文管治，法令条文的管治越严酷，盗贼们利用法令条文的空隙作案的花样越狡猾。由是，老子提出批判。
庄子承接老子的说法，对社会上的各种更变多予嘲弄：
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庄子·胠篋》）
斗斛、权衡、符玺、仁义，这些东西的设置，人们往往以为那是标识着社会管治方式的进步与文明。但是实际上它恰恰暴露着社会的争夺在加剧；而且，这些东西的设置不仅无助于社会争夺的解决，只会使社会争夺来得更有手段与更加残酷。因之，庄子尤以为不然。
老庄显然对经春秋入战国，由生产技艺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更变和管治方式的更革等带来的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的激烈争夺和由争夺所引发的人们生存处境的不断恶化，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老庄的反省与批判，又针对着由社会变乱引发的人心的蜕化。
《老子·三章》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尚贤”无非为了更能够争夺，“贵难得之货”则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加地奢侈。这一切都出于欲望。正是欲望的膨胀与驱动，牵引民心向下堕落。故老子反复说“不”，予以否弃。
庄子又以子贡南游故事晓喻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庄子这里所谓“机械”，即生产技艺的新发明。在庄子看来，生产技艺的发明显示的恰恰是“机心”的发达；而“机心”越是发达，意味着人内在的纯白本心越加丧失。故庄子借丈人之口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老庄显然对由春秋入战国，伴随着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争夺的加剧而带来的人心的“机心”化，表现出极大的厌恶。
“机心”在老庄那里，也就是分别是非对错的认知心。而人世间的所有争夺，都是由“分别”引发的，因之，认知心的开启并不是好事情。湖北郭店出土楚简《老子》甲种文本称：
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三者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
老子以为智巧这类认知活动必须绝弃，老百姓才可以有所归属，即可见老子对认知心的提倡多么拒斥。(https://www.daowen.com)
《庄子·齐物论》写道：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
庄子于此借王倪之口以一问三不知回应啮缺之问，亦示对认知所作分别极为不屑。
按西方以苏格拉底为始建立的传统，以为培养道德信念的通途在发展知识理性。这一传统对知识理性无疑是极其信任的。然而在庄子这里，知识理性却因为它加强的无非是争夺心而遭到怀疑。下面我们会看到，知识理性提供的认知的可靠性，在庄子那里同样也是被怀疑的。
上引《老子》甲种文本那段话，在王弼本中改写为：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
依此，老子不仅要弃绝认知，而且要弃绝仁义。
在孔孟儒学那里，借人世间的真实情感建构起来的仁义等价值信念，原是被认作消解社会纷争，使人心人世获得拯救的根本通途。但是老子、庄子却以弃绝对待之。那是因为，在他们的视野下，仁义等价值信念不仅无助于救心救世，而且已经被扭曲为种种丑恶行径的遮羞布。庄子说：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之，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篋》）
当今之世，盗窃钩子的人即被判以死刑，而盗窃一个国家的人一旦成功，大家都以仁义圣知称颂之。此不就可见，儒家倡导的仁义等价值信念，已经蜕变为大盗们的伪装品了？
依一种进步史观的看法，认知能力之得以开掘，仁义一类的价值信念之得以倡导，显示着人离开自然、进入社会被“文”化的程度得到提升，人作为独特一类自我作主的能力即主体意识得到加强。然而，认知能力开掘带来的既是更激烈的争夺，仁义等信念的倡导引发的却是更加的伪善，则人之进入社会与被“文”化，人作为独特一类之自我作主以成为主体，其意义自也值得怀疑。庄子编织的以下两个故事即表达了这种怀疑。故事之一为：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倏与忽要为浑沌开窍，使他获得认知与分辨能力，结果是七窍成而浑沌死。这个故事即暗示，认知能力的开掘，分别能力的提高，把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的同一状态予以分割、推向对立，在对立中人也被肢解，被角色化与工具化了。人失却了它的整全性、本真性，人（浑沌）“死”了。
故事之二为：
今之大冶铸金，金诵跃曰：“我且必为莫邪！”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子·大宗师》）
人离开自然，成为自我作主的一族，乃至得以向大自然提出要求，作出挑战，人似乎应该很自豪了。但大自然却会视为“不祥”而予以毁弃。
老庄对人作为社会与“文”化之存在，对社会被认作为朝向进步与文明之走势，均作出深刻与睿智的反省，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