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性起伪”说显露的价值困顿
然而，荀子毕竟还没有完全法家化。他还是把自己看作为孔子思想的承继者。他固然重视礼与法，与此同时也十分重视礼与义。这后者便是道德教化的问题。荀子说：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荀子既强调要“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也强调要“明礼义以化之”，以为礼义也是“使天下皆出于治”的重要手段。可见，荀子还保持有儒家的成分。
然而，若以人的本性为“恶”，须用“重刑”以禁制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若以人性为“恶”，须要“化性起伪”使之成圣成贤，便大有问题。人们会问：善从何来？改变人性，即如荀子所说“化性起伪”如何可能？
善从何来？上面说过，荀子主“天人相分”，必是不认同价值意义上的“善”出自客观、自然的“天”；而在人的方面，他又以为人性本“恶”，自亦不能认同价值意义上的“善”，源自主体的内在情感、本然情性。荀子认为，这两者都不能构成为人的价值源头。
人的价值源头，不在“天”、不在“人”的“情性”这些具有先验或超验意义的场域里。在荀子心目中，人的价值观念，只能出自于人类不得不如此的生存方式的特定需要中。他写道：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也，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
这里作为人与动物不同的基本特性的“义”，便是一种价值意识。“义”从何来？来自于人类谋求生存的现实需要：人类必须取族群性的生存方式，才可以确保其在自然界的竞争中成为强者；而族群的组合又是以“分”（含分职、分层、分序）为前提的；使人们得以接受由“分”给定的职业、层级与秩序的，就是“义”那样一种价值观念。
很清楚，荀子是把人的价值源头，置立于人类的现实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的。在荀子把二者的关系，取一种理性分析的方式予以阐明时，我们不难看到，荀子同时也将价值意识放置在经验知识的范围内予以考察。
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即确认了价值意识由后天训习所就的经验性。荀子称：(https://www.daowen.com)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则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礼义之类的价值意识，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即是在人进入社会之后，从外面加给每个个人的，荀子以“伪”—人为的—称“善”，十分贴合。
这种“伪”的工作，是由谁担当的呢？荀子在这里引出了他的“圣人”观：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陶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
这是说，礼义与法度，都是由圣人创设，用以矫正人的自然—天然情性的。但是，圣人也是人。依荀子的看法，“凡人之性，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就是说，圣人与暴人桀跖，在本性上是一样的，都是“恶”的，圣人又何以能够成为圣人，并得以成为礼义法度的创设者呢？荀子认为，那是因为圣人善于“积思虑，习伪故”。“积思虑”者，为善于思考与总结之意；“习伪故”之“伪故”，概指人为及其所得之种种经验。这是说，圣人是在学习、思考与善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所谓“习以成圣”便是。显见，荀子不以圣人为“生而知之”者，即否认价值信念的先验性或超验性。在荀子把成圣视为后天学习与训练之事时，我们无疑可以说荀子依然固守着经验知识的立场；但是，在荀子暴露了人的自然—天然情性的险恶面之后，他并不只求把人往下拽落与拉平，仅付之于律法的均一性；他还是寄希望于通过训习把人往上提升。就此而言，荀子与孔子一样，亦还守护着人的价值理想。
然而，荀子既把礼义的生发与圣贤的培育，视为后天经验训习之事，则这种礼义不具信仰性与终极意义；更且，礼义与法度固可并用，但也缺失内在关联。
原先在春秋之前与春秋之际，在贵族社会里，“礼义”作为精神教养，与“礼制”作为治理方略，二者是统一的。士大夫们只有显示出具备相当的精神教养，才可以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称，也才堪承担重任。及至孔子孟子之际，面对贵族社会走向衰败，孔孟依然固守诗书礼乐之教，祈求通过这种教育培植有精神教养之士人，再由士人治国而回归贵族社会。精神教养属“内圣”问题，回归贵族社会属“外王”问题。“内圣”讲求的为贵族性的理想人格，“外王”讲求的为贵族性的理想社会，二者都出自于人性的内在需要，故毫无疑问亦是同一的。
可是在荀子这里，面对平民社会的强烈功利追求与人性被认为在利欲追求上的同一性，治国只可取同一的标准而付之于律法，以法治国乃具客观必然性；而礼义的学习与教化，从人性看缺失内在根据，对于治国而言也不一定是必需的。由之，礼义教化便只具有外在化与个人化的意义。如是，就个人而言，借后天的学习与研究，固可以成圣成贤，如荀子自己所走的书斋式的道路；就公共社会而言，礼义教化既为外在的，则是可以撇弃的，如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与李斯所主张的；又或，社会的公共管治，一依于严刑峻法，礼义教化虽不被弃置，却更多地被引作装饰而已，如后来长期流行的“阳儒阴法”的帝王术数便是。
荀子将孔孟儒学向认知理性方面作了最大的拓展，然而孔孟儒学的价值追求终究属于信仰范畴，荀学的理性走向把儒学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紧张性扩大了。下面我们看到，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不得不以放弃信仰来消解这种紧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