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法家的强国追求与变法活动

前期法家主要指战国中期发动“变法”改革的如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和为变法提供某种理论主张的慎到、申不害等一批人物。

战国中期的“变法”改革，就是适应社会结构由贵族为主体向由平民为主体的变迁而发生的。其变法的主要内容，即在如下数项：

其一，进一步消解贵族的特殊身份地位。如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1]的做法，商鞅所倡“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的主张，用意便在加速贵族社会的解体。

其二，进一步强化耕战政策，为平民中有能力、有奋进精神者提供晋身机会。如李悝行“尽地力之教”[3]的施设，吴起立“损不急之杖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的举措，商鞅设“有军工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4]的政策，其目的固在富国强兵，然这些做法恰恰就为平民之强力者进入上层社会开辟了道路。

其三，制定相关法律，用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统一的与唯一的手段。李悝在魏国制定的《法经》，是我国第一部古典成文法；商鞅在秦国颁布的变法之令，也具法律意义。慎到著书称：“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此即使贵族与平民同一化，遵从法律的同一尺度。(https://www.daowen.com)

据说，在前期法家的众多人物中，商鞅所偏重的为“法”，申不害所偏重的为“术”，慎到所偏重的为“势”。韩非评论他们的主张时称：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韩非子·难势》）

依韩非的看法，“术”是君主用以操控群臣的，“法”是群臣用以操控百姓的，“势”是君主得以行法用术的权力与威势，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韩非统合了前期法家的各种实践经验与理论主张，更且提升到“道”的层面上予以说明，从而成为法家思想的集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