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效验”说解构宗教神秘主义
使王充得以批判天人感应说与目的论，并确认存在世界的客观自然性的，是他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与取向。
王充称：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3]
凡说明一件事情，必引“效验”，即认经验实效为唯一可靠尺度。经验实效强调的是认知的个别性、具体性与确定性，王充称认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4]，即是。王充也重视“类”。但在王充的目光下，“类”必须是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的抽象，异类不取；“类推”则要在同类事物中才有可能，异类不予。王充于《自然》篇论证天之自然性所取的即是这种“类”的观点：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王充这段话，首先便是确认，“有为”的，一定是有“口目”的，这是有为者的“类”特征，是确定的；“天”既无口目，则不可以归入“有为”的一“类”，这同样也就得到确定。这里所使用的论证方法，便是异类不予。其次又与“地”作同“类”相比，“天”与“地”为同类，“地”无口目，“天”自亦无口目。这里使用的论证方法，则是同类相取；其三，在“类”的确定性基础上，还可作“二难推理”：
使天体乎？宜与地同，地本无口目；
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有口目；(https://www.daowen.com)
天或为体，或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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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无口目”。
这是使用二难推理的方法，推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天无口目”，故天为自然世界。
与董子的“类”观念比较，董子重视的是“类归”：把各别事物归入一类，把小类归入大类，通过类的层层归入，寻求对事物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说明。这种“类归”的方法在认知上的长处与价值，我们留在讨论道教的篇章里，再予分析。但是，它的弱点与不足，却与王充构成一个对照：王充始终关注事物在认知层面上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在各别具体乃至可感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故突出个别、具体、可感、实效，便构成为王充的经验主义路向的基本特征；相反地，董仲舒的宇宙论在作“类”的归入时，是要舍弃事物的各别性、具体性才得以可能的，在舍弃各别性、具体性而归入某“类”之后，事物可联系、可解释的向度不断地增多、不断地扩大了，事物在性质与功能上变得非常不确定、非常神秘了。董子的神学走向正是从这里开出的。而王充得以建立其批判精神，亦从对这一走向的反省建立。
在《论衡》里，王充以分析方法与实效方法为工具对两汉神秘主义进行的批判，几乎涉及从国家政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汉儒传说，刘邦为其母与神龙交合而生，并以此说明刘汉政权的正当性。王充以为，“牝牡之会，皆见同类”，“物生自类本种”这两项在认知范围内具确定性的、可为经验知识所接受的论题予以破斥，就有相当力度。又如依汉儒“类归”的做法，千差万别的姓氏，可类归于五音，五音又可类归于五行，然后再依五行生克的规则论其吉凶。以可归入五音之“商”音的姓名为例，“商”音归入五行属“金”，依“火克金”的规则，这类姓氏之家门便不得向南开设，因为南方属“火”。王充不认为这种五行生克说可经得起实效验证。譬如一家之中，必有多个姓氏，不同姓氏便有不同的吉凶判认，如何定夺？[5]更且，“水克火”，“土克水”，不能抽象地说。“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决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胜之乎？”[6]王充这里以实例、实效与具体乃至具有量化意义的分析，破斥类归的认识方法及其引发的神秘主义思潮，从认知理性的立场看，无疑甚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