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性分”说的“逍遥游”
在郭象哲学里，“自我”既被推到了绝对的地位，则“我”和“我”的任一所处方式，任一意欲发动，都具足正当性。所以郭象注《庄子》一书时，经常提到：“不付之于我而属之于彼”[42]，“纵体而自任”[43]，“任而直前，无所避就”[44]，“任足之自行无所趣”[45]，“忽然与之俱往”[46]，“敖然自放”[47]……“自我”由于不再受任何现实处境与理性计度拘限，此诚然如庄子一样在精神上获得了超越而成就了“逍遥游”。
但是应该看到，郭象与庄子的“逍遥”之境是有差别的。
在庄子看来，“逍遥游”是需要不断地斥逐浅近的、微小的功利追求才能够实现的。故在他所著的《逍遥游》中经常讲“大鹍”“大鹏”“大翼”“大年”“大知”，凸显“大”“小”之别。其用意在把人的心境从细小的功利计度中重重剥出，把人的精神空间一层层拓宽，从而一步步走向超越，获得逍遥游。
但是，从理论上看，如果作“大”与“小”的区分，那么“大”“小”还处在对待中，“逍遥游”便还是受限定的；从现实来看，“大”与“小”的分别不是每个个体自我可以任意选择的。这当中有一个“性分”的问题。
何谓“性分”？郭象注《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句称：
夫以形相对，则泰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泰山不独大其大矣。
注《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句又称：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
依此，所谓“性分”，是指每个个体之才质性情，乃至生死贵贱，都是在自然变化中偶然给定而不可改变的。郭象这一观念亦似王充之“幸偶”说。
“性分”的观念所表露的，是郭象承认每个个体都有一“命限”。这种“命限”是无法跨越的。“命限”观念的引入，体现着郭象有一种现实的与理性的态度。
每个个体都有一“命限”，那么人在精神上的逍遥与否，便取决于他如何对待“命限”。人的苦痛、人的困扰，其实都是在追求跨越“命限”的情况下发生的。譬如质体小的仰慕质体大的，要承担质体大的才能够承担的事功；贫贱的钦羡富贵的，要过着富贵的才可能过的生活；……人由之才招来苦痛与不幸。而其实，每个个体在大自然的偶然禀赋中，其“性分”所得，均具自足性。因之，每个个体无需与外在他体作任何比较，只需自足其性，即可以求得最大的快乐，实现“逍遥”之游。郭象谓：(https://www.daowen.com)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悬也。比于众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众人未尝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以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尝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羡大。故举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羡欲所及，则羡欲之累可以绝矣。夫悲生于累，累绝则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48]
此即谓，悲苦是从外在的大小比较中，从以小羡大中产生的。郭象又称：
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也。故大小虽殊，逍遥一也。[49]
此即以自足于“性分”、“命限”而得以逍遥。
比较之下，庄子的做法，是通过不断地斥逐剥落那浅近的、细小的功利追求，而使心灵得以超升，成就一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游，极富浪漫性。郭象则承认现实处境，承认“命限”，且把这种处境确认为“自然性分”，此无疑把精神追求的空间收狭了。在郭象的一些话语里，甚至表现出对现实现存状况的若干屈从。如说：“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即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50]这种以“天理（性分）自然”说明现实社会任何处境的正当性的说法便缺失庄子那种挣脱一切、扶摇直上的狂敖精神。
但是郭象亦有他思考人生的一个与庄子不同的独特角度：
在庄子看来现实处境限定着“我”，个人要想突破现实处境的限制，就必须舍弃这一个“我”。故庄子讲“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唯“无我”（无己、无功、无名）才可以“无待”，由无待而得成“逍遥游”。
而在郭象看来，现实处境固限定着“我”，同时也给定着“我”，我对处境的限定性虽然不可以做什么，但却可以紧紧把握着任何处境、任何变迁下给定的“我”，故郭象凸显“自我”；任何处境、任何变迁的给定表现为当下性，故郭象尤为凸显“当下个我”。
魏晋风度体认的，正是士人的这种“当下个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