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道教的鼎盛与理论走向

道教经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一批名道士的努力，在两晋南北朝呈蓬勃发展之势。入于隋唐，特别是李唐王朝，老子被奉为祖宗，唐高宗封之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又进而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又于各地设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22]由是，道教在唐代进入鼎盛期。

南北朝隋唐时期，固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期，同时，也是佛教传播的繁荣期。二教在理论上有分歧并时有论争，然亦有相互吸纳与相互交融。就道教的脉络而言，唐初的“重玄学”，便是道、佛二教交融的产物。“重玄学”有鉴于外丹道在实验上的不断失败，不再强调“炼形”的一面，而借重佛教的空宗理论，转向“修心”的一面。这种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道教信仰关切生命的基本立场，但由于它张扬了内在的“心性”修持在超越世俗追求上的意义，却为唐末道教向内丹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末以降的内丹道，追求“性命双修”。“性”讲究的是心灵的净化，“命”讲究的是生命的炼养。二者需要相互配合，仙道才可修成。在“命功”即生命的炼养方面，又以为无需“假外物以自固”，而只需致力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一种内炼功夫，即可证成仙道。(https://www.daowen.com)

唐末以降的内丹道，从思想资源看，有得于汉末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在理论上加以发挥的，为北宋的张伯端。在宗教组织方面，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属内丹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派别。至于道教中的符箓派，则在每一朝代都构成为民间的基本信仰，影响乃至安排着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