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俗世化与神秘化趋向
泰州后学贴近凡俗生活的思想取向，与他们许多人的“布衣”出身密切相关。泰州学人面向平民的讲学活动，同样体现了他们思想取向的这种“凡俗”性。他们讲学的特色表现在：
其一是，直接走入民间。
朱子、阳明子的讲学，大多在书院里进行，为一种贵族性的或精英性的教育。泰州的学子们却走出书院，走向民间。王艮就曾自制一辆蒲台车，北上沿路讲学，甚为轰动。王艮的再传弟子陶匠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28]。另一再传弟子颜钧合亲族同乡七百多人建萃和会，取边耕边读方式传道授业。颜钧弟子何心隐效法其师，更建萃和堂以统合一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29]。此均可见泰州学人乡间讲学之热诚。以往太学或书院之教学多限于个人的精神操守，泰州学人却要把《大学》的“齐家”和张载的“民胞物与”的理念贯彻于实际生活中。在何心隐力图统合一族之政时，更透现出一种政教合一的理想。
其二是，提倡简易学风。
简易学风本为陆九渊所倡导，阳明子更有弘发。依陆、王之见，人的道德信念不是在后天的知识训习中加给的，它完全出自于人先天禀得（天命之性）的本心。过多的知识训习反而容易把人的本心遮蔽。所以，他们反对繁琐支离的功夫入路而提倡“发明本心”。人只要把“本心”的良知良能直接呈露并贯彻于行事之中，就可以成圣成贤。是为“易简”功夫。
及泰州学人在讲学中提供“易简”，又更因为他们讲学的对象为平民百姓。面对平民百姓，所需的主要不在知识传授，而在价值提升。为此，每场演讲只需紧扣一个话题，注入充沛情感，不妨多所增益。如颜钧将《大学》《中庸》变化为“大中学庸”作“心印”传授即是。其弟子程学颜释称：
自我广远无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圆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合而存，存一神也。[30]
程氏对《大学》《中庸》的这种拆解，在文献上毫无根据，然而却极能激励人对“自我”的认信，使“自我”得以极大地挺立。
其三是，崇尚英雄人格。
李贽曾称道：
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最为英灵。……心斋之后，为徐波石（徐樾），为颜山农（颜钧）。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风云龙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赵贞吉）；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罗汝芳），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钱同文），为程后台（学颜），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31]
李贽就以“英灵汉子”“真英雄”称泰州学人。
黄宗羲则称：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32]
黄宗羲对泰州学子虽有所批评，亦不免称“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存有一分敬意。
泰州学子之所以表现出一种“英雄人格”，乃因为他们不限于把“仁爱”、“万物一体”的信念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他们力图贯彻于社会实践中，愿意为这种信念的贯彻挺身而出。如何心隐“倾万金之产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为欣然”，即表现了一种侠义精神。他在乡间组织萃和堂，带头抗争赋外之征；又以布衣身份，率师迎击倭寇。这些无疑都体现出一种英雄人格。
按，儒家传统所重，多为圣贤人格。圣贤人格为道德的榜样，在它强调一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事方式时，显示出一种理性的色彩。泰州学子的英雄人格所推崇的是救苦救难的献身精神。支撑这种精神的，则是意气才情。有人曾指斥何心隐过于意气用事。何心隐回应称：
意与气，人孰无之？顾所落有大小耳。战国诸公之与之落意气，固也。而孔门师弟之与，曷尝非意气之落耶？战国诸公之意之气，相与以成侠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门师弟之意之气，相与以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是故战国诸公之小，惟孔门师弟之大则可以议之。苟徒议彼以落意气，宗此以不落意气，议非所议，宗非所宗者也。[33]
何心隐于此就不以“性理”或“心理”而以“意气”论孔门精神。“意气用事”即诉之于才情的激越与冲动，其“所落也大”，便可以以身殉道。颜钧、何心隐、李贽都有一种殉道精神。
其四是，趋向神秘主义。
能够以身殉道的人，必同时也是带有强烈的宗教感的人。唯将自己所信从的“道”视为绝对者甚至具神格色彩，又唯将自己认作直接获得某种启示甚至具“先知”品格，才会心甘情愿地以身殉道。更且，泰州学人又生活与活动于凡俗社会中，面对凡俗社会杂乱、平庸、充满欲求的态势，如需有所号召、有所动员，必亦不可以诉之于理性知识，而只可以求助于神秘启示，故泰州学人常以神秘形象出现。泰州学创始人王艮、后学最重要人物之一颜钧均如是。心斋《年谱》记其二十九岁事迹称：
先生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34]
王艮于此就以神秘一梦激起自己的担当精神与英雄品格。颜钧撰《七日闭关开心孔昭》称：
二十四岁，又际阳明传引良知心学。传自仲兄钟溪。笔示四句曰：“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耕樵触目激心，即如四语默坐澄心，自为七日之闭关，自囚神思之无适。竟获天机先启，孔昭焕发，巧力有决沛江河之势，形气遂左右逢源之□。[35]
颜钧以七日闭关之法获得天启而后成就献身精神，是亦带有神秘色彩。
我们说过，孔孟所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结构是在理性与信仰两端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着往理性一端偏斜时，便发展出如荀子、朱子一派的学问；当着向信仰一端偏斜时，便开示为董（仲舒）子与汉儒、泰州及其后学一派的学问。董子与汉儒、泰州及其后学都诉之于“天启”，并力图借“天启”引发社会的更变（乃至革命）。有所不同的是，董子与汉儒大多生活与活动于上层社会，故借“天启”引发的“更变”实只为上层人物之间的权力调整。而泰州及其后学大多生活与活动于社会下层，故借“天启”发动的“更变”便有对现存社会体制做出抗争的意义。由是，泰州特别是后学便常常被指斥为“异端”。其实，就儒家演变的内在理路看，泰州后学自有其正当性。我们说过，孔子原本就是重践行，重在具体行事上指点为仁的；后来的儒家学者，致力于在“行事”中抽出、撑开一个“理”的系统，并从不同角度赋予其“天命”“性体”“心体”等形上意义，更且作出繁难的知识建构之后，儒学亦就蜕变为远离日常生活、日常行事和活泼心灵的东西，而被彼岸化了。至泰州学子，他们重新回落到日常行事、日常情感中去，指“事”为“道”。他们自认这才是孔孟的真精神，这不是亦无可非议吗？及“行事”的具体内容，传统儒家无疑均讲“仁”讲“爱”，然不免主“爱有差等”。张载之后，“仁”“爱”虽被拓展为“民胞物与”“体物不遗”，然不免还停留在精神教养的层面上。至泰州学子，他们以巨大的热情乃至牺牲的精神要把“民胞物与”“体物不遗”的信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不是更应予以赞赏吗？
可见，泰州及其后学，自有其价值。
[1]［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上》，第79页。
[2]［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二书一复赵提学佥宪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页。
[3]［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一论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第55页。
[4]［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一题跋书漫笔后》，第66页。(https://www.daowen.com)
[5]［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三书二与陈德雍》，第239页。
[6]［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一序认真子诗集序》，第5页。
[7]［明］陈献章著，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卷一序夕惕斋诗集后序》，第11页。
[8]［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启明公书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9]［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第13页。
[10]［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第13页。
[11]［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会语正集》，第161页。
[12]［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率性修道说》，第216页。
[13]［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第773页。
[14]［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第762页。
[15]［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第33页。
[16]［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第34页。
[17]［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第37页。
[18]［明］徐渭撰：《徐渭集补编选古今南北剧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6页。
[19]［明］汤显祖撰，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耳伯麻姑游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50页。
[20]比汤显祖稍后的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年）撰有《情史》，其《序》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愿得有情人，一起来演法。”冯梦龙认为不是“理”，而是“情”才是联结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基础，要立“情教”教诲众生，同样赋予“情”以至上意义。
[21]［明］汤显祖撰，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春莲阁记》，第1113页。
[22]［明］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陈志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5页。
[23]［明］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朱司理》，第508—509页。
[24]［明］徐渭撰：《徐渭集卷二徐文长佚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3页。
[25]［明］李贽著：《焚书卷一书答答耿司寇》，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
[26]［明］李贽著：《藏书儒臣传德业儒臣后论》，第544页。
[27]［明］李贽著：《焚书卷三杂述童心说》，第98—99页。
[28]［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一》，第720页。
[29]［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第705页。
[30]［明］颜钧著，黄宣民点校，《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6页。
[31]［明］李贽著：《焚书卷二书答为黃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第80页。
[32]［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第703页。
[33]［明］张宿编《何心隐先生爨桐集》卷三《答战国诸公孔门师弟之与之别在落意气与不落意气》，明天启五年刻本。
[34]［明］王艮著，陈祝生等点校：《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第68页。
[35]［明］颜钧著，黄宣民点校，《颜钧集》卷五，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