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出：从“流行”到“画一”的走向

这一思潮就反对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截然二分性，力求回落到日常行事而言，与泰州及其后学，有若干相近处。黄宗羲在论及其师刘宗周的思想时就曾写道：

师未尝见泰州之书，至理所在，不谋而合也。先儒曰：“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孟子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为师以为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必若求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前，几何而不心行路绝，言语道断，所谓有物先天地者，不为二氏之归乎？又言性学不明，只为将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钟虚则鸣，妄意别有一物主所以鸣者。夫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谓有义理之性不落于气质者，臧三耳之说也。[1]

刘宗周认为，不能离形下而论形上、离器而论道，不能离气质之性而论义理之性，不能离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而论善之性。刘宗周于此即回落到具体日常之情感与行事（事用）中来。这亦可以说是清初走向“经世致用”思潮的先兆。

然而，清初这一思潮与泰州及其后学亦有重大区别。如上所述，泰州及其后学，消解形上理体，意在回归各别散殊的日常行事与活泼的情感生活，确认这种行事与情感生活乃至鄙俗的感性欲求的正当性。“经世致用”思潮不然。“经世致用”思潮一方面认肯回落到日常行事乃至感性欲求的正当性，与此同时，也关切如何把各别散殊的行事与欲求纳入一个“理”的系统予以关联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黄宗羲就有清楚的意识。上章曾说到，黄宗羲对罗汝芳及泰州后学拒斥先在之“理”，拒斥追求统一性、确定性的“理性”，而崇尚各别散殊之日常行事与活泼情感，具有自然主义、个体主义倾向的思想特色有所赞赏。然而赞赏之余，不免亦有所批评：(https://www.daowen.com)

盖生生之机，洋溢天地间，是其流行之体也。至流行而至画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于其流行见其画一，方谓之知性。若徒见气机之鼓荡，而玩弄不已，犹在阴阳边事，先生未免有一间之未达也。[2]

黄宗羲认为，天地“至流行而至画一”，唯于“流行”中见“画一”，“方谓之知性”，显见黄宗羲在着眼点上已经不再只是关切人的自然—本然性、人的个体存在及其活泼性，而更多地顾及个体如何进入社会的公共性与统一性（理）问题了。黄宗羲以此为“知性”，是则以“知理”为“知性”。

然而，下面我们会看到，黄宗羲对何谓“理”，何谓“性”，已与程、朱、陆、王诸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