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原创儒学的根基：世间情
在讲孔孟儒学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孔子和孟子。孔子，姓孔名丘，出生在春秋的末期，为公元前551年，去世在公元前479年。他是山东曲阜人，父亲是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武士，力气非常大。据说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把很重的城门托起来，让士兵们从那里通过。但是孔子出生得比较晚，所以对他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孟子，名轲，生活在孔子死后的一百多年，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的学生。孟子生活的年代为战国的中期，这是一个战乱很厉害的年代。孟子也是由他母亲抚育长大的，所以在研究文化教育学的人看，母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孔子一生只做过短短一段时期的鲁国的官，很快地被排挤，以后就以授徒讲学为主。孟子的个人经历也主要地是授徒讲学，向学生传授《诗》《书》《礼》《乐》。他们的个人经历，显然都以教育家的形象影响于后人。
作为教育家，他们为什么会影响整个中国的古典思想文化？而且，这种影响持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他们更且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巨人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孔子、孟子是依据什么来创立儒学的？他们所依据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也非常值得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孔、孟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点：以道德理想来从事社会人生的正面建构。他们的道德理想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道德理想在建构社会中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的呢？我们首先来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同学们都学过中学历史，大致上应该是了解的。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古典社会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社会的动荡，最初自然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也就是铁器的发明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在西周以前，古人所使用的工具是石头，那是石器时代。虽然也有铜器的发明，但铜器主要是用来做兵器和祭神用的器皿，很少用来做生产器具，因为铜器比较软，不适合做生产工具。但铁器不然。春秋时期发明了铁器，而且进而发明了牛耕技术，一下子把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带来的是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变更。有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他就富裕起来。有的人没有掌握先进生产工具，他就破产、破落。这是地位的变化。由于财富增加，有的人吃不完、用不完，他就把剩余的东西拿去做商品。商品的发达使人口的变动增多。人口的变动和财富地位的变化进一步就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原来春秋以前社会的结构是氏族制，氏族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国家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国家要征收赋税，要征用劳力、兵马，都是以“族”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增加，以“族”的方式来管理是不行了。所以春秋时期，管理的形式开始改成了郡县制。就是以一个州、一个县为区域来进行管理。这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管理方式的变化。管理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又带动人才选拔方式的变化。在氏族制社会中，管治人才是由氏族长老来决定的。郡县制由于打破了姓氏的界限，所以，管理的人才只能通过选拔的方法来进行。选拔看重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人的“德行”。由于不再重视人的“德行”，所以人的道德就慢慢地被排挤。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了。
在战国时期，伴随着财富增加的是人们欲望的扩张，人们欲望的扩张，好像打翻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各样的贪婪都被放了出来。为了能够满足土地、人口、财富上的占有欲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夺。面对这种争夺，人才当然就更加重要了，对人的才能的重视就更加突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各种“合纵连横”的人，他们讲的都是权术，根本不重视道德。由于整个社会只重视财富，只重视人的才干，而人的才干的竞争又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所以，整个战国时期，人心、人性都在堕落。这种堕落，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社会风气跟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就会看得很清楚。
春秋时期，人们很讲究教养，很讲究才情。士大夫、士君子之间的交往，常常是通过赋诗的方式进行的。只要相互之间通过赋诗看到对方很有风度，很有才情，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经常是通过赋诗的方式开始的。两个国家之间如果发生争端，甚至发生战争，只要你派一个使者去谈判，如果那个使节赋一首诗，显得很得体，很有风度，争端就会化解。春秋时期有个叫宣子的人出使郑国，他在离开郑国之前，郑国的六卿——相当于六个部的部长，摆了酒宴为宣子饯行。宣子说，你们每人赋首诗，我看看你们的志向是什么。郑国的六卿每个人赋了一首诗，所赋的是《诗经》的《国风》中郑国那部分的诗歌。大家以前在中学都学过《诗经》。《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颂”是祭奠天地和祖先唱的诗歌；“雅”是士大夫们互相唱和的诗歌；“风”是民间的歌曲，很多是民间举办庙会的时候唱的情歌。我们看到郑国的六卿回应宣子的全都是情诗。士大夫们之间要表达自己的志向，就念一首情诗，可见当时是很讲究才情、很讲究风度、很讲究教养的。现在我们官员们之间的交往，就看不到这种才情了。其实，这种风气在中国传统里面一直都存在，只是春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教养。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已经不同了。功利和财富的争夺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我们学过思想史的都知道，战国的末年，有个叫韩非子的思想家，他就说当时的社会交往是一个“互市”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做国君的如果要给某人高官厚禄，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忠心，而是看他有没有才用。做大臣的很能够为国君卖命，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道德，而是因为如果不卖命就得不到高官厚禄。这就是一种市场买卖的关系。韩非子又说，做轿子的都希望大家很有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心肠很好，而是如果大家没有钱，轿子就卖不出去。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快点死，这也不是说他的心肠很黑，而是因为如果人不快点死，棺材就卖不出去。这都是利之所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秦始皇有个很出名的丞相叫李斯，李斯和韩非是同学，他们都跟从荀况学习古典思想文化。李斯学得差不多以后，在告别老师时就说：老师，我家里很穷，这是我的耻辱，非常不光彩。春秋时期人们绝对不会这样想，你看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碗简便的饭，一杯清清的水，只要有书读，他就很快乐。但是李斯不是这样。李斯对荀况说：我家里很穷，我很不光彩，所以我一定要去谋一个官位，来改变我的地位。后来他到秦国去。因为他很有才能，被秦始皇看中，辅助秦始皇打赢了六国，后来做了丞相。做了丞相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很大，可以过很豪华的生活了。有一次，秦始皇出巡，在一个山腰上，看到有一队很豪华的车马从下面经过，秦始皇就问他身边的侍卫，这是谁的队伍？他身边的侍卫告诉他，这是李斯丞相的车马。秦始皇很不高兴。过了一段时间，秦始皇又看到李斯的车马了，但这次却变得非常俭朴。秦始皇知道是他身边的侍卫向李斯告了密，李斯才改变了作风。秦始皇觉得他身边的侍卫不可靠，所以把他们全部杀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君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完全是一种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的关系。
大家又都知道，秦始皇平定六国的时期，文官是李斯，武官是王翦。王翦打仗非常厉害。当时，在东边的多个国家都被平定了，剩下的国家中，楚国是最强大的一个。秦始皇要王翦带兵去攻打楚国。王翦说：楚国强大，你要给我六十万兵马，我才有把握打败它。秦始皇一听，要六十万兵马，那不是把国家的主力都给你了吗？万一你反叛，我还能够站得住吗？所以没有答应，也没有说话。王翦知道秦始皇不放心，他就要了很多田地，大概也娶了很多妾室吧，生活过得尽量腐化。秦始皇看到这个人其实没有很大的政治企图，只是为了财富，为了生活的奢侈。后来才把六十万兵马给他，让他去平定楚国。你看，秦始皇跟秦国最重要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战国时期的风气。
无疑，孔子和孟子是深深感受到社会风气的不断坠落，感受到了人心在坠落，人性在坠落。怎样去救心救世？这无疑就成了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孔子、孟子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同一个时期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公元前6世纪到1世纪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突变时期。这段时期，所有的文明古国都面对同样的困扰：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人心、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希腊、古中东，还有古印度，这时都处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这种变动有的很可能就跟铁器的发明有关系。铁器的发明，一方面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是武器的改进。用铁器作武器，在战争中是非常有利的。
虽然世界文明古国的圣贤都感觉到需要救心、救世，但是，所走的路径却大不相同。古中东与古印度的圣贤们把救世、救心的希望寄托在神、佛的身上。古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在犹太教之后又开出了基督教，他们都相信有上帝，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以拯救人类。依基督宗教的说法，上帝为了拯救世人，为了为世人赎罪，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下来，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献身”来为人类赎罪的。这是在古代中东那个地方形成的一种信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古印度则是寄希望于佛陀。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种种的灾难，是由于人们带着肉身，有很多欲望。有欲望人们就会发生争夺，有争夺人们就会犯下很多罪行。由于有很多罪过，所以人们才不能得救。为了得救，人们需要去掉自己的贪、嗔、痴，去掉肉身个我。显见，中东的传统，古印度的传统是诉之于神、佛，希望借神、佛的力量使人类获得拯救的。另外一个传统是古希腊的传统。古希腊的传统是意图用认知理性的方法来救世。他们的圣贤们认为只要人们多讲理性，多接受一些知识的训练，就可以使大家认同一些共同的道德信念，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样，社会就会获得安宁。这是古代一些文明古国所建构的道路。
跟这些古代文明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的孔子、孟子所开创的道路却是非常不同的。
孔子和孟子所走的不是信仰的道路，也不是知识理性的道路。他们回落到人世间，诉之于人世间的情感。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找神、找佛，我们也不需要诉之于所谓知识的建构。我们人世间的情感就可以起到自救的作用。他们是回到世间的情感世界中来思考问题的。(https://www.daowen.com)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会觉得“世间情”可以成为我们救心救世的起点和基础呢？有什么根据呢？他们的根据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里面。在一个家族里面，自然就会有一种亲亲之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关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父母也会关爱自己的子女。这种情感是天然就有的。凭着这种情感，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你们看《论语》中孔子讲的都是很平常的话，谈的许多是家族、亲族的情感问题。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要去得太远，如果要去远的地方，要告诉父母你在哪里。现在你们在外可能也会久不久打个电话回家，向父母报平安，这是很自然的情感。孔子又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父母最牵挂儿女有没有病痛。另外一个解释是，儿女最牵挂的是父母有没有病痛。我们外出，下了飞机到旅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打个电话回去报平安，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一很平常的事情，就渗透了我们的亲亲之情。这个“亲亲之情”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从亲情出发去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关爱就表示我们已经走出了自我，走向了他人。
其次是，我们每个人不仅都会关爱自己的亲族，而且也会关爱社会上的他人。孟子就讲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成了后来的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小孩，差点儿跌到井里去了，我们每个人闪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很危险，赶快去拉他一把。这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讨好他的父母，会获得左邻右舍的称赞。当我们按着后面的这些想法去救他时，就落入了功利的圈套，那是不纯粹的。我们最纯粹的念头就是，他是人，是幼小的生命，我们要去救他，这是普遍人性，这人性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还都有走出自己关爱社会他人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恻隐心。这也是人人本自有之的。
再次是，依孔、孟的看法，不仅是平常的人会有这种关爱他人的情感，即使是犯罪的人，他也还是有良知的。后来有史料记载，有个官员，抓到一个强盗，要审讯他。审讯的大意似乎可以这样演绎：“你把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抢走了，良心上过得去吗？”这个强盗不承认人有良心，回应说：“这个年头，谁还讲良心？”他跟这个官员争吵起来。当时天气很热，这个强盗问：“可不可以脱衣服？”审判的官员说：“可以，你脱吧。”最后，强盗只剩下一条裤衩没脱。官员就问：“你裤衩怎么不也脱下来呢？”强盗说：“那样不太好吧。”官员当下指点这个“不太好”就是他的良知。这在儒家叫做“良知现在”。你看，这个罪犯也是有羞耻感的，他还是考虑到了他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良知。所以，一个犯了罪的人原本也是有良知的，只不过这种良知被后来的功利心淹没了。正是凭借这一点，孟子才说人在本性上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在根底上是善的。这是孟子的说法。
孔、孟就是这样，通过发掘人世间的情感，找到了可以救心、救世，可以走出自我、关爱他人的一种基本的力量和因素。当孟子把人的这种亲亲的情感、关爱他人的情感赋予一种人性的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人走向道德、走向善良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内在本性就是这样的。人走向犯罪、走向堕落，反倒是偶然的，因为那是外在因素的影响才导致的。所以，孔、孟对人充满了信心。在孔、孟看来，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自己内在的善良本性发挥出来，推广出去，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做成什么事，也希望别人做成同样的事。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得到的，也不要把它强加给别人。孔子认为这就可以成为好人，这就是仁人君子。
孟子在孔子这个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不但应该把自己的老人当老人那样去尊重，也应该把别人的老人当老人那样去尊重；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小孩当小孩那样去爱护，也要把别人的小孩当小孩那样去爱护。这就是“仁爱”。人的修养其实就是这样，并不复杂，也不艰难。
至于治理国家，孔孟儒家则提倡“缘情制礼”，以“仁”治“政”。所谓“缘情制礼”，就是说设立制度要以情感为起点、为基础。以“仁”治“政”，就是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样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孟子曾经就这个事情和当时的齐宣王进行过讨论。齐宣王总觉得仁义不能够治国。而且，他觉得人性是否是善的，也还是个问题。孟子就问齐宣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一次看见屠夫拉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那头牛意识到自己就要被宰，发出一种很悲惨的哀号。齐宣王看着很不忍，就说，不要宰它了。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孟子就这件事当下指点说，大王既然对牛、对动物都有一种不忍之心，对人肯定更有不忍之心，所以，你的本性仍是善良的，你可以行仁政。在孟子看来，以不忍人之心，来行不忍人之政，就可以使天下大治，可以建设起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是孔、孟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架构：从回到世间开掘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讨论人如何救心，整个社会如何救世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孔、孟这样一种思想路向呢？要对孔、孟的这一思想路向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我们还是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我刚才说过，世界各个文明古国，在面对相同的社会危难时，它们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所走的道路就是多学点知识，理性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救世。但是实际上，多学一点知识，更理性一点，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知识越多，可能他的劣迹就越多，他错得就越厉害。所以这条路子，在西方的历史上一直争论着，没办法解决。有知识和有道德，其实根本是两回事。这条路子不一定能成功。另外一个路子就是寄托于宗教信仰。寄托于宗教信仰的路子，能够成就人的超越追求。从成就人的道德的角度来讲，宗教信仰和孔、孟的思想有相同的价值。但是，宗教信仰有它的难处。这些难处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是宗教信仰的族群性问题。一种宗教信仰总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信基督教的，一定不信犹太教。信犹太教的，一定不信伊斯兰教。甚至可以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排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看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本来是同一个来源的，他们都认同几个共同的祖先。但是，迄今为止，这三教之间的冲突仍然非常厉害。因为宗教信仰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虽然在本族内它可以让人们获得超越，但是，它不能赢得普遍的信仰。它的普遍性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宗教信仰的存在性，即它的实存性问题。所谓宗教信仰的存在性或者实存性，是指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是真实存在的。有一年我在美国，与当地的基督教教会有很多的交往。有一个专攻地球物理学的硕士毕业生，他在美国加入了基督教。他就跟我说，《创世纪》里面讲的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世是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但是他的说法人们很难接受。可见，宗教都把自己所信奉的神看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就经常会受到科学的挑战。由科学的挑战所带来的，就是信仰的恒久性的问题。所以，宗教信仰的这个难题也是比较不好解决的。
第三是宗教信仰的彼岸性问题。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是佛教，都把自己信仰的神和自己的最终归宿放到跟现实生活完全分隔的那个彼岸。因为人生来就带着肉身，就有欲望，所以才会堕落。要回归到彼岸、要获得神的拯救，一定要去掉你的欲望。要去掉你的欲望，也就是要去掉你的身体，甚至要虐待你的身体。古印度佛教以前的一些宗教，认为灵魂之所以不能解脱，正是身体把它拖住了。所以要想获得解脱，就要残害你的肉身，甚至要吃屎、喝尿。以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来虐待肉身，灵魂才能够获得解脱。这是把灵与肉看作完全对立的。二者的对立，固然凸显了神性。但它太强调神性了，对人性本身的关注不够，就难以回归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这也影响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
第四是宗教信仰的偶遇性问题。许多信徒都会说，我之所以信神，是因为我获得了神的感召，所以我成了信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我有一个朋友，我很尊重他，所有信教的人我都很尊重。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但后来患上了绝症。他就向神祈祷：如果我的病症好了，我的后半生就奉献给神，去做传教的工作。后来他的病真的好了，因此他就成了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但这是偶遇。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幸运。我很尊重信教的人，这里我只是讲一个例子，来说明宗教信仰与偶遇性是有关系的。既然带有偶遇性，也会影响它的普遍性。所以，用宗教信仰来救心、救世有许多困难的地方。
相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学是非常独特的。它回到日常，回到世间来思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处于什么族群、持什么宗教信仰，每个人都离不开亲族，这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每个个人都离不开亲族，我们在日常的真实生活中，就都有亲亲之情。这是我们日常真实的情感，是人人都有的。又且，不管处于什么族群、持什么宗教信仰，我们不仅离不开亲人，也离不开社会他人。因为人跟动物不同，人需要生产才能够获得生活资料。又一定要结成社群才能够从事生产。我们每天吃的、用的，都不可能离开他人。我们所吃的、所用的，都会打上他人的烙印，甚至沾着他人的血汗。我们从每天吃的、用的当中，就都可以体会到他人对我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我们最本始、最原初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在最原初、最日常的真实生活中，都会感受到父母或社会他人对我们的爱。同时，我们也经常会有爱的冲动。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但只要你注意一下，从父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中，我们都会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从他人、朋友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中，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爱。而且我们也希望爱别人，只是有时候由于羞涩或者别的考虑，我们不能够表达，但人都是有这种爱的。所以，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真实情感自然流露出来。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真实的情感是靠我们的感受来体验的。我用“感受”这个词，它的意义在哪里？“感受”需要带着我们的身体。我们中国使用的词“切身体会”“设身处地”都是讲“身”的。因为有身体才能感受。这意味着在感受中是有“我”的，不需要去掉“我”。从我的感受出发，同时感受到他人对我的意义，这既承认有我，又走出自我。这和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是不讲“我”的，是要去掉“我”的，它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神的灵召。比较起来，在儒家这里，不需要过分虚无缥缈的神的灵召，也不需要过分复杂的理论建构，通过感受，我们很自然地就能够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走出功利，走向道义，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乃至社会获得拯救。通过开启、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说通过点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明面，来使我们获得拯救，这是孔、孟建立的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依著名神学家汉斯·昆的说法，这是中国的智慧。中国的这种智慧将成为人类共同的伦理建构的特别的动力源泉。我想，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的伟大所在。特别是当神的存在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孔、孟原创儒学所提出的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培植的日常情感来救心救世的理路，应该说是有独特价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