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大姐

“花大姐”的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让人联想到田间劳作的大姑娘小媳妇，或许还会穿着花褂。按我老家的习惯，从来都是把年轻的女子叫作“大姐”，年龄再小点儿就在前面加个“小”字，叫“小大姐”。见过点儿世面的也称人家“同志”，这是男女统称，带有时代的印记，不专指年轻女子，不过这样的称呼一般只限于在城里或者街上，向那些站店的营业员打听商品价格的时候。在乡村问路，还是“大姐”“小大姐”地叫，至于“小姐”的称呼，是极少见的，也有，是在戏里，叫那些娇生惯养的大户人家的女儿。但也不一定，即便是在戏里，也有叫“大姐”的，比如黄梅戏《天仙配》 ，董永被七仙女拦住去路，看看日头西沉，他急着赶路，有一个唱段，开头的起板就是“大姐啊……”。董永是农村人，他这样称呼七仙女，符合他的身份。同样的例子还有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里刘海对胡秀英唱：“胡大姐，我的妻……”可见，“大姐”实在是乡村里的人对年轻女子的一种尊称，把一种虫子叫作“花大姐”，说明了人们对它的喜爱。在乡村，从大人到小孩，没有人不喜欢花大姐的，这不像对金龟子，喜欢它的只是小孩子，大人却是深恶痛绝。花大姐不但模样长得漂亮，还能帮农人捉害虫，单冲这一点，就没法不让大人们也喜欢它。

我是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就喜欢上它的，这样说有点儿一见钟情的味道，然而这是事实。

那是在傍晚，我在门口的高粱地玩，高粱长得细细长长，身子秆细，叶片也细，不像玉米叶片那么肥大，青绿的叶片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粉，仿佛一件薄透的白纱，它在头上顶了一把火红的穗，像是一把火炬，烧得整片庄子都是火红。它是庄上醒目的标志，离得老远都可望见。

我去高粱地是想寻一杆好枪，前天在和隔壁邻居恒超的那场“战斗”中，我的枪杆折断了，虽然这高粱秆拿来做枪杆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可毕竟细长笔直，在没选到更合适的枪杆前，它也可以拿来应应急，聊胜于无。

我在高粱地里转悠，眼睛净往那些结实修长的身体上瞅，剑一样的叶片在眼前晃悠，把我的手臂拉了一道道血口，我有些恼，伸手就把它们往下扯。我知道这个举动要是被看青的丁三爷发现，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他会揪着我的耳朵把我从高粱地里拧出来的，好在他这个时候已经转去河滩了，看不见我，我可以随意干坏事。就在这样肆无忌惮大搞破坏的时候，在眼前的一片绿叶上我发现了一只漂亮的昆虫，红衣上缀着圆圆的黑点，黄豆粒大小，像是一口小锅倒覆在叶片上，也像是我刚买了不久的那个花皮球，剖了一半贴在高粱叶上，只不过是缩小了许多倍的袖珍版，真是好看。我用手指去拈它，一下子竟然没拈住，它硬硬的外壳像是涂了一层油，滑滑的毫不滞手。我没拈住它，但这一下子却让它咕噜噜地从叶片上滚到了地下，缩着六条细细的小腿仰面躺在泥地上一动也不动，难道是死的？我拨弄了它一下，也没动静，我有些懊恼，怪自己太过粗鲁，竟一下子吓死了这么一只可爱的虫儿。就在我自怨自艾的当儿，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正在悄悄发生。当我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躺在地上的漂亮小虫的时候，竟然没有看见它，再一抬头，发现刚才一动不动的它已经张开花外衣，扇着一对薄透的翅膀从我头顶飞过去了。真是个狡猾的小家伙，居然跟我玩假死的把戏。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漂亮但又有些小小狡黠的可爱虫儿。

回到家里，我把在高粱地里遇到的事情告诉母亲，母亲告诉我，这种虫儿叫“花大姐”，是庄稼的朋友，可以消灭许多跟庄稼为敌的害虫，让我不要伤害它。我怎么可能伤害它呢？喜欢还喜欢不过来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在庄上的许多地方遇见它们，比如棉花地里，比如小麦地里，甚至在那些盛开的花朵上，都有它们的踪迹。我远远地看着它们，看它们在我眼前美丽地飞，看它们在我眼前快乐地爬。整个童年时代，我伤害过无数的小虫儿，却从来没动过花大姐一根毫毛（当然，它的身上也没毫毛） 。

正像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喜欢进城一样，乡下的“花大姐”也对进城感兴趣，它们中的一部分会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飞进城去，跟城里人一起过冬，直到来年春暖花开了才重新回到庄子里。

上学以后上自然课，我才知道花大姐的学名叫瓢虫，它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它的身体结构起的，它的模样看上去像是一只葫芦剖成了两半的瓢，不单单只有我在时庄见到的一种，还有很多种，也不都是好的，也有坏的。我在时庄见过的那种应该叫作七星瓢虫，是农民的朋友，是蚜虫、壁虱等害虫的天敌。据说一只七星瓢虫一昼夜竟可以吃下一百多只蚜虫，有“活农药”的雅号，真不知道它那小小的身躯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容量。还有一种，个头要比我见过的那种大些，橘红色的外衣上缀着二十八颗黑色的圆点，因此它的名字就叫作二十八星瓢虫，就这一点儿小小的不同，却让它们的性情有着天壤之别。这种虫儿，从小到大，从幼虫到成虫，都与庄稼为敌，专门喜欢啃食植物的嫩茎以及果实，是农民们要消灭的对象。从它们的身上，我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成语有了更直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