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己《本草约言·食物本草》辨伪

薛己（1487—1559）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名医，官至太医院院判。薛己著述甚多，但今存明刊《薛氏医案二十四种》《薛氏医案十六种》《家居医录》等丛书中，均不见收录《本草约言》。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了薛己之书，但却未著录其本草著作。今存《本草约言》明刊本约刻于万历间，且有日本万治三年（1660）刻本，但均流传不广，从未见被明清本草书引用过。

薛书与卢书相比，最迷惑人的是其某些引文标注了出处，所以乍看起来薛书比卢书更为原始、可信。但只要追溯这些出处的文字来源，就可以发现薛书多出来的引文出处尽属虚妄。例如《食物本草》“兽部”末之结语中，卢书承前句“孔子”语，再出“又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一句。此语出《论语·乡党》，但薛书却说：江曰“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本草约言·兽部》卷二，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无独有偶，《食物本草》菜部“羊蹄菜”条，卢书载“《诗》曰‘言采其遂（蓫字之误）’，即此”，此见于《诗经·我行其野》，但薛书却作：“江曰‘言采其遂’即此。”这样广为人知的文字出处，薛书都能改注为“江云”，可见这些出处实属子虚乌有，难以凭信。

进一步考察发现，凡是卢书某药条第一次出现的“又云”或“一云”，不管内容如何，薛书中一概改作“江云”。若同药条第二次出现“又云”或“一云”，薛书则改作其他人所云。由此可见，薛书看似更为准确可靠的引文出处，其实是后来作伪者的虚妄增改，无法作为薛己撰《食物本草》的证据。

薛书之伪，还可通过考察与其捆绑合编的《本草约言·药性本草》（以下简称《药性》）来获得证据。《药性》同样有所谓“江云”，多达38处。这些“江云”后的文字虽然难以逐一考证出其原始文献，但可以轻易发现有些“江云”属于张冠李戴。例如《药性》卷一远志条有：“江云，凡使先去心，否则令人烦。去心后用热甘草汤浸一宿，漉起曝干用。”考其文字实出《证类本草》同药所引《雷公炮炙论》：“《雷公》曰，远志，凡使先须去心，若不去心，服之令人闷。去心了，用熟甘草汤浸宿，漉出，曝干用之也。”又《药性》卷一升麻条有：“江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夫二物性味相远，何以代之？不过知升麻亦阳明经药，用之以引地黄及他药入阳明耳。”此文实取自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朱氏云……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升麻、犀角，性味相远、不同，何以代之？盖以升麻止是引地黄及余药，同入阳明耳。”由此可知，《药性》所引的“江云”，同样是虚妄伪造。(https://www.daowen.com)

辨析卢书与薛书的另一途径，是考察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这是因为卢和为滋阴派朱丹溪的信奉者，而薛己为明代温热派中坚人物，两者学术思想有很大区别。明成化甲辰年（1484），卢和著有《丹溪纂要》（一作《丹溪先生医书纂要》）。该书盛赞朱丹溪“功业之盛，殆将信今传后，百世宗之而无弊也已”［《丹溪纂要·序》，明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朝鲜李元诚校刻本］。《食物本草》中引“丹溪”37处，《本草》30处，《诗经》15处，《素问》与《衍义》各6处，其他各书均在3处以下。但薛己其他著作中极为常见的“命门”“元阳”“温补”之类术语一概不见。该书“禽类”结语中提到：“然人之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阳足而复补阳，阴益亏矣。”［《食物本草·禽类》卷三，明隆庆四年（1570）金陵仲氏后泉书室一乐堂刻本］又“兽类·狗”条中云：“尝见人食犬者多致病，南人为甚。大抵人之虚多是阴虚，犬肉补阳，世俗往往用此，不知其害，审之。”如此之语，明显是滋阴派主张。因此，该书的作者应该是推崇丹溪滋阴学说的卢和，而不可能是温补派的薛己。

还有一个更可靠的内证，是《药性》大量引用薛己之后的皇甫嵩《本草发明》（1578），凡66处。皇甫嵩为明代武林（今浙江杭州）人，其《本草发明》成书于明万历戊寅年（1578）。此时薛己逝去已20年，故托薛己之名的《本草约言》当为万历以后的伪作。该书前两卷乃杂取明万历以前诸家本草而成，后两卷则直接取用卢和《食物本草》，略加改动。李时珍未引《本草约言》，只能说明《本草纲目》成书之时（1578），此伪作尚未问世。

薛书既为伪作，需进一步考察《食物本草》与卢和及汪颖的关系，及其成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