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特点及其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上海沦陷时期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翻译有如下特点：
第一，有专门的译介阵地：《时代》和《苏联文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苏联在英美势力控制的上海租界也能出版报刊。《时代》创刊于1941年8月，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共出版了113期。《时代》是兼有国际新闻报道和文艺宣传的综合型杂志，主要是报道性的，政论性的，刊载较多的是苏德战争进展的情况，反法西斯的政论文等，此外也刊载了大量的文艺作品。《苏联文艺》创刊于1942年11月，抗战胜利前发行15期。《苏联文艺》主要是文艺性的，主要刊载苏联和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其中，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占主体部分。包文棣在回忆《时代》和《苏联文艺》时说：“这两种刊物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尤其在连租界也沦陷以后，正是一团漆黑的夜里的大明灯，起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96]
第二，全面系统，具有代表性。就体裁来说，有诗歌，戏剧，小说，政论文，报告文学等。就题材来说，有反映前线正规军作战、后方游击队战斗的；有表现陆军巷战、海军战斗的；有描写指战员的，有描写普通战士的，有描写医护人员的。总之，反映了战争前线和后方的方方面面。《苏联文艺》《时代》刊载的许多作品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有的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诗歌有《基洛夫和我们同在》《等着我》《勇士赞歌》《儿子》，小说有《他们为祖国而战》《不屈的人们》《人民不死》《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苏维埃人群像》《海魂》《虹》《妻》等，戏剧有《战线》《俄罗斯人》《侵略》《赴苏使命》，政论文有《俄罗斯的土地从什么地方来的》，报告文学有《从军日记》等，这些作品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翻译选材上，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起了重要作用。据姜椿芳回忆：“办《时代》杂志，双方研究决定，由罗果夫提供材料，他把俄文《时代》杂志上的一部分比较好的文章交给我，另外塔斯社有些电讯让我们选用，由我们翻译。”[97]“罗果夫本人爱好文学，《苏联文艺》由他主编，作品都是他挑选的，他想办法弄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出版的各种文艺刊物，所选的作品确实是那个时期的主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98]可以说，罗果夫起着翻译赞助人的重要作用。
第三，反应迅速。随着苏德战争战局的发展，苏联作家创作的内容也及时改变。《时代》和《苏联文艺》刊载的译文也及时跟进。例如，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至8月，《苏联文艺》刊载了许多反映战争胜利的诗篇，如史季营斯基的《响吧，礼炮！》、特伐尔陀夫斯基的《清算》、布柯夫的《你可以自豪》、马尔沙克的《屈服的柏林》和苏尔柯夫的《胜利的日子》等。“上海和莫斯科虽然相隔万里，但《苏联文艺》却能迅速地取得原文，译成中文，排印出来，拿到上海及各地去发行。”[99]原因是“当时上海有个好条件：靠中东铁路和海参崴水路。苏联的火车经伪满洲国到山海关，苏联的轮船‘北方号’大约一个月一次开往上海，可以把书报运来。经过罗果夫的请求，苏联还运来一些纸张。那时上海纸张很紧张很难买。有了纸张，我们办出版社就有了物质条件。”[100]
第四，译风严谨，译文忠实可信。《苏联文艺》和《时代》刊载苏联和俄国文学作品的译文，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直接从俄文翻译。罗果夫说：“作为编者的我，给本刊所提出的目的是：发表完全从俄文直接译出的新俄和旧俄文学作品的译文，因为苏联作家的旧有的中译大多是从英日或其他文字转译而来，并且大部分不准确。”[101]作为《苏联文艺》和《时代》的实际负责人，姜椿芳在物色翻译人选时，需要考虑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会俄文，能翻译苏联文艺作品”[102]。当时的译者主要有姜椿芳、陈冰夷、金人、叶水夫、许磊然、草婴等。他们的译文忠实可信，他们当时遵循的是“鲁迅所提倡，并亲自坚持的翻译方法：严格按照原文句式、格调，不增不减，忠实翻译，宁信不雅”。今天看来，当时的译文“有些词句不够文雅，不够成熟，颇有硬译的味道，想到当时的译者是在摸索和学习的道路上前进，也就觉得这些缺点是难以避免的了”。而且，“他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严肃的，遵循的翻译原则是正确的，介绍的作品内容也比较充分和适当地反映了苏联当时文学艺术的情况和成就。”[103]
上海“孤岛”时期，租界的“中立”为进步文化人士提供了些许自由空间，具有抗战意识的创作和翻译作品得以存在。然而，在沦陷时期，由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的残酷统治，凡是具有抗战色彩的报纸、杂志、书籍，均被勒令停刊，或者以“新生”的姿态复刊。上海沦陷时期，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被大大压缩，公开的抗日文学宣传活动无法进行，抗日的翻译作品也销声匿迹。由于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是法西斯同盟，中国与苏联是反法西斯同盟，因此翻译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就是一种间接的抗日，即所谓的“借口说话”，“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正如姜椿芳所说：“不能直接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但是介绍苏联的情况，出版苏联的革命文学艺术作品，也是一种宣传教育的方式。”[104]因此，在沦陷区上海，翻译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译介，而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正如论者所说，“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是为抗战服务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05]。(https://www.daowen.com)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翻译是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反映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迅速被译成中文后，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和革命队伍中无形的军事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人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争”[106]。阿英在回忆这些作品对中国军民的影响时说：“这时在敌后的斗争中，文学方面重要的精神食粮，就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译作。时代出版社的一套数十册的《苏联文艺》和一些单本，就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每一个知识分子成员不能缺少的读物。”“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郭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李昂诺夫的《侵略》以及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对我们在敌后的坚持，胜利的信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作品里的英雄人物，每一个都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身边，活在我们的心里，典范地鼓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可是，敌后移动频繁，每人只有一个背包，这些作品的携带，是很不便利的，很多同志就不得不把书的空白边沿切掉，甚至连封面都不要，以减轻身上的负担，就这样带着行军。在前线作战的同志，只要战火稍息，也往往就在战壕里取出阅读，或者进行互相讨论，甚至仅余残页，也非常重视。印象最深的，是有的同志牺牲了，书还放在衣袋里，或被弹火烧焦，或血渍斑斑，至死不离。”“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不但帮助鼓舞了中国人民的作战精神，坚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中国人民的心和苏联人民的心也牢固地拴在一起。我们的同志，就这样带着苏联文学作品，冲锋陷阵，一直达到革命成功。”[107]
上海沦陷时期，《苏联文艺》译介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诗歌，后来选取一些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于抗战胜利后出版。出版后，《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本书搜集自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以来的新诗五十余首，分为十一个类别：一、为祖国！二、在战场上，三、战争中的妇女，四、游击队，五、莫斯科武装起来，六、保卫列宁格勒，七、史大林格勒，八、解放祖国土地，九、胜利的日子，十、战时抒情诗，十一、复兴。作者都是苏联现代的著名诗人，包括苏联各民族，并且有好多位是军人。这本诗集可以说是苏联战时诗坛的缩影。《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于1946年4月初版，1948年8月再版，1950年7月三版，1951年3月四版，可见其影响力及受欢迎程度。
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以姜椿芳为代表的《苏联文艺》译者群体，对诗歌翻译有独到的见解：“至于诗歌的翻译，《苏联文艺》也经过了一番繁难的探索。大部分诗篇都是遵从原诗的音节和韵脚来进行翻译的。比如说，原诗每句有多少音节，中文就译几个字，原诗哪几句押韵，中文的这几句也必须押韵。中文句子的长短要和原文保持一致，但原诗的抑扬顿挫很难保持，照顾到押韵，却照顾不到中文的平仄。这是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是遵照瞿秋白同志译普希金《茨冈》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的。”“这种尝试的目的是为中国新的格律诗作一些初步探索。后来不少同志曾经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试译外国诗歌。”[108]著名诗歌翻译家余振在与姜椿芳的书信交流中说：“我对译诗的这一点尝试，都是在您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启发下开始的。”[109]姜椿芳的诗歌翻译方法对任溶溶的儿童译诗影响很大。任溶溶说：“姜先生（姜椿芳，引者注）的重要译作，大家都很熟悉，给我影响特别大的是他的译诗。”[110]“我给时代出版社译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苏联马尔夏克的几本儿童诗，就学姜先生的译诗方法译。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托苏联友人、著名翻译家加托夫把我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集送给马尔夏克。加托夫来信告诉我，马尔夏克要他把我的译诗念给他听。马尔夏克先是闭目静听，后来忽然念起他自己的原诗来，最后很惊喜地说，语言不通，怎么节奏竟能一样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实在激动。我到现在依然爱译儿童诗，依然照姜先生的路子译，熟能生巧，越译越顺畅了。我曾跟姜先生开玩笑说，我译儿童诗就是学他那样‘蓬嚓／蓬嚓／蓬嚓／’‘蓬嚓嚓／蓬嚓嚓／蓬嚓嚓’的。”[111]
抗战时期在《苏联文艺》《时代》上刊载的戏剧、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战后由时代出版社出版翻译单行本，且一版再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直到今天，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所反映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仍然为中国人民所珍视。而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也对中国的战争文学、军事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12]。
今天，当我们翻阅泛黄发脆的《苏联文艺》《时代》及当时出版的翻译单行本时，可能会感觉有些翻译作品的翻译质量比较逊色。但是，当年这些翻译作品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我们应该铭记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上海沦陷时期，姜椿芳时常遭到敌伪的监视、盯梢，生命随时会有危险。姜椿芳在回忆往事时说：“在当时的时代出版社工作，就是执行党的任务，为党做工作，根本不考虑危险与否，受迫害与否。既然担当了这种性质的工作，就得采取适应这种工作的方法，适应这种斗争的战术，而不是知难而退。”“翻译工作者明知自己的处境危险，还是不避艰难险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113]上海沦陷时期，时代出版社的翻译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将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们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翻译作品，其魅力历久弥新，我们应该更加珍视。